張愛玲與嚴歌苓：性格決定命運
智慧
作者：東方小四
有一天深夜，我無意中讀到張愛玲翻譯成英文的一篇文章的中英文對照，驚詫不已，心裏歎服張愛玲的英文真的臻於準確細微至爐火純青的程度。天才果然是天才，並不會囿於某一種語言。可惜張愛玲當年在極為艱難的環境裏撰寫的英文小說，猶如泥牛入海，基本上沒有得到西方世界的任何回應，連發表都難。
同樣在成年後才旅居美國的嚴歌苓卻不一樣了。她如今在中文世界裏聲名日隆——她的小說隻要先寫個名字，就馬上會被知名電影導演們出重金搶購；無論在旅居的美國還是在中國的大陸、台灣、香港，拿獎無數之外還得到即便是最嚴苛的文藝評論人士的極高評價。此外，她還是好萊塢的知名編劇，在英文創作世界裏也是響當當的人物。
張愛玲與嚴歌苓都堪稱現代中文世界裏的傳奇，從兩人的家庭、文字、天分、成就乃至於個人故事，均如此。但兩個人的際遇卻大不同，張愛玲基本上沒有享受到才華與勤奮帶來的紅利，一生多舛、拮據經年、孤獨以終。嚴歌苓在生活中家庭圓滿，事業方麵則在東西方的文藝界均得到了很高的地位，此外僅僅憑借手中的一支筆，嚴歌苓早已實現了“財務自由”，甚至有可能已經邁入“富豪”的行列。
那麼，是什麼讓張愛玲與嚴歌苓形成如此大的差異？個人認為，除了時代與環境因素相異之外，兩人的性格不同帶來的麵對世界、應對挫折、落筆成文的方式等等極為不同，而這也從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兩人的不同命運。
用那句“知世故而不世故”來形容嚴歌苓，是再恰當不過了。因為張藝謀將其小說《陸犯焉識》拍成電影《歸來》，本已享有盛名的嚴歌苓的知名度在大陸更為高漲。即便不太喜歡各種應酬，嚴歌苓自己也不諱言這一點，但每每被“牛人”們邀請後不忍拒絕便又“食言”參加一些新書與新電影的推介會，便又說：“沒有辦法呀。”這就是她，無論什麼情況多年如一日地堅持每天寫足六小時，業餘做一個賢妻良母照顧好家人與寵物，在時間允許的前提下又會與這個世界及江湖達到一定的融合。這與她所寫的小說有點共通處，即她對人性包括其黑暗麵有透徹了解，同時卻又溫暖寬容。
張愛玲則有點類似於“一個也不饒恕”的旁觀者。在她的筆下，誰也別想得到寬諒。即便是對於看起來彼此十分欣賞的好友蘇青，她也耿耿於懷於蘇早年與胡蘭成也有過曖昧情緣。在張愛玲自己出國後有關私人感情的文章與照片錄裏，一筆一個角落都不願留給蘇青。對於自己的母親，她記恨從前種種，居然在《小團圓》裏毫不留情地揭露母親曾為其生病而與醫生有短暫私情，卻不體諒母親如此做的緣由，在其他各類提到母親的小說或散文裏，每每落筆都毫不留情。而在母親去世前寫信請她去見最後一麵，她猶豫再三卻還是決定不去，即便是收到母親去世後托人輾轉送來的遺產及小箱子，也基本上無動於衷……張愛玲對於這個世界的感覺與態度，可以從其年輕時所寫的小說《金鎖記》中略窺一二，她洞察世界與人性的態度，犀利深刻、黑暗冰冷，不帶一絲暖意。
同樣是站在東西文化的“中間地帶”，嚴歌苓用多元視角拷問人性 ，用包容心去麵對社會，對每個人包括作惡的人也充滿了慈悲心腸；張愛玲可謂是中國現當代第一代致力於表現人性豐富深刻的作家之一，有著較為明顯的自我和個性意識，通過“逼視人性”來展現自我，對於看似善良的人也要不停歇地挖掘以展現“人性的小”。可以說，嚴歌苓吸收了西方世界“文藝複興”以來所形成的對“人”的價值觀的透視，開始用西方文藝理論的價值判斷來重新審視“東方人類”。張愛玲雖也在成年後到了美國，但她的思想意識仍然停留在從前，也從未真正融入西方社會。
即便同樣寫女性，嚴歌苓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在各種文化、政治、觀念的夾縫中磨礪輾轉，呈現出令人震撼的豐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讀者深深的悲憫之情。張愛玲筆下的女性，卻缺少實質上的敬重與尊重，總是帶著冷酷、狹隘與悲情，從某種角度有點像是她自己的某種遭際。
嚴歌苓曾說：“我到了國外之後，發現沒有什麼是不可以寫的。我不想控訴某個人。我隻想寫這樣一段不尋常帶有荒謬的曆史運動，讓讀者看到一種非凡的奇怪人性。我對人性感興趣，而對展示人性的舞台毫無興趣。”張愛玲則說過，“生於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於是，抵達美國的嚴歌苓幹幹淨淨放下從前小我的榮辱包括種種不幸遭際及失敗婚姻，重新出發，在各種營養裏滋養自己，成為今日的嚴歌苓；張愛玲卻從來沒有放下出國前的得失成敗、感情經曆、憤懣情緒，將自己的過人天賦注入寫“從前的故事”，一直到在紐約的公寓裏默默離世。我們也隻能看著她的天賦凋零，心痛不已卻愛莫能助。
是的，我們最終會成為自己選擇的那個人，嚴歌苓或張愛玲或其他人。
（摘自《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