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蘇洋回答的很幹脆，“我要是不幫她，她可能會受到傷害。”
“但她跑掉了，現在受傷害的是你。”
蘇洋很真誠的看著她說，“她跑掉是她的事情，我救她是我的事情，我隻是為了救人，不是為了救人之後的事情。”
許銘心不知道要怎樣去形容蘇洋的這個邏輯，聽上去是百分之一百的真理，可應用在這個社會的時候就是百分之一千的傻瓜，“你境界還真高。”還能說什麼呢，現在的環境，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誰也不願意趟渾水，他這思維大概是在史前才有的。
蘇洋笑笑，給她講了他在洛杉磯的一次經曆。
蘇洋讀的是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初到洛杉磯的時候因為對環境的陌生和風土人情的差異他做什麼事情都十分小心，除了學習，盡量減少不必要的交際。
一次和一個同學參觀好萊塢後回公寓的路上，遇到了三五不良青年打劫高中生，那時蘇洋的反映和普通人一樣，下意識的選擇了明哲保身，可他的同學卻沒有和他一起躲在角落裏，而是挺身而出。
後來，同學救了那個被搶劫的高中生，自己卻被拳打腳踢進了醫院，因為錯過了治療的最佳時間，被醫生診斷為腦死亡，也就是植物人。
“他叫Derick，是個黑人學生，他的父母都在盧旺達內戰中慘遭屠殺，他是唯獨一些通過政治避難去美國的孩子之一。”
蘇洋用淡淡的語氣敘述了那件事情，就好像是講述某一個電影裏的鏡頭，許銘心聽了之後心中泛起憂傷，她不知道那個淘逃到美國的孤兒要用多少的努力才能讀到加州大學，而又那麼輕易的被奪去了生命。
“再後來呢？”她輕輕地問。
“後來那個高中生的父母收養了Derick，一直照顧著他。”蘇洋放輕鬆了很多，“我們也經常視頻，他似乎恢複的不錯。”
許銘心知道他在自我安慰，植物人哪有什麼恢複不恢複之說，但她也同樣安慰蘇洋，“上帝會照顧他的。”
“我知道。”蘇洋告訴她，從那之後，他便陷入了巨大的內疚之中，他總感覺校園裏的每一個人都在鄙視他是膽小鬼，懦夫。他為了幫Derick祈禱，有生以來第一次踏進了基督教堂，祈求上帝的寬恕，並且幫神父一起在各個社區做義工來彌補自己犯下的過錯。
“這不是你的錯，”許銘心說，“你隻是和大部分人做了一樣的選擇，隻能說明Derick是英雄，你是普通人。”
“是我的錯，如果我同樣出手相助，在加上那男孩子一起，Derick不至於那麼慘。”蘇洋對這種事情做了個大概的總結，他說，“我們太多人都在計較得失，而忘了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