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言論的自由
專欄
作者：蔣方舟
前兩天我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頭是一個記者，問我如何看待新的魯迅文學獎詩歌獎的得主周嘯天？我說沒讀過他的詩歌。電話另一頭的人說：“沒關係，我給你念一首，炎黃子孫奔八億，不蒸饅頭爭口氣。羅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蘇玩博戲。念完了，現在，你怎麼看？”
我囁嚅半天，說：“僅憑一首詩，我不知道該怎麼看？”電話另一頭的人沉默了，大概覺得我無能又不配合，悶悶不樂地草草掛了電話。
掛上電話之後，自責與惴惴不安了許久：為何競敢失語了呢？
我自己也是記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話筒或者錄音筆，殷切而深情地注視著對方，脫口而出：請問，您怎麼看？問句之前，埋藏著各種得體或失禮、真誠或粗暴的話語：某某得獎或者走紅，您怎麼看？別人都說你抄襲/江郎才盡，請問，您怎麼看？
幾乎所有人，都硬著頭皮，咽兩口唾沫艱難地表態。很少人有勇氣說：我沒看法。當然，即使是沒有看法，媒體也不缺新聞標題：某對某事件無言以對。
用福柯的話概括，就是一一話語即權利。
這話沒錯，沉默往往代表了無知、怯懦、罪惡的共謀，因此，要說話，要大聲說話，這些不夠，還要“爭奪話語權”，人人都是麥霸，似乎聲音小了一點，就放棄了權利。
在某些時候，驅使人們發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達熱情，還有不得不表態的無形壓力。
社交網絡滋生的自戀情結，是癌症一樣的絕症，隻有擴散，沒有治愈的可能性。“我該說點兒什麼”的焦慮感，發生在每次事件與新聞之後。尤其是災難、事故、悲劇之後，人們總是迫不及待地發言，憤怒、同情、詰問、指手畫腳、“你看我早就說了吧”。表達的好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足夠快和具有感染性。大量自相矛盾的論題，標書混亂的詰問，贏得辯論的訣竅如同大專辯論會，重在表演性。
曾經人們隻是反目，現在是全民“爭吵”。人們在社交媒體上，總是希望短時間內數個回合戰勝意見不合的人，於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兩個最基本的事實：第一，一個人很難一一或者說幾乎無法說服另外一個人；第二，喧囂並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喧囂與沉默的共同點，就是都無法改變人們遺忘的速度——當一個事件塵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時，依然關注的人恐怕不到最開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讓我們警醒，喧囂讓我們忘形。
“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能言善道的魯迅也這樣說。他是也感到言論的艱難了嗎？
而在“不必言論的自由”裏，人們最需要獲得的，是不必聲討自己的自由。
幾個月前，金華市委常委召開民主生活會，市長自我批評：“給同誌們講杭州話過多，而講金華話講得比較少。”
這個場景太過熟悉，我從小開班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每個人輪流上講台，優等生可以糊弄過關：“我交代：我成績太好不利於團結同學。”而成績差的同學，不僅要交代問題，還要深入分析；不僅要承認自己錯了，還要說出自己錯在哪裏，情到深處，老師往往還要號召大家“幫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頭站在講台，必須對每個針對自身的意見反饋和反思，並且表示要痛改前非。
記得有一次，班裏同學因為起哄女老師和男老師的親密，而全班都被罰寫“我是男盜女娼”這句話，寫完一整頁紙才能夠走人。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這個詞，懵懂不明其意卻也感到其中隱隱的羞辱。
看名人在電視上痛哭流涕地懺悔、承認錯誤，每一個表情被截圖、放大100倍看是否真誠，甚至做成表情包經久流傳。在幸災樂禍之後，也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害怕。
這才是公開聲討自己的目的，是讓觀者覺得恐懼，而與真正的悔改往往沒太大關係。
捍衛不必言論的自由，才不會被迫地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