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與蘇區中央局
人物研究
作者：安娜
[摘 要] 任弼時從1931年4月來到中央蘇區到1933年4月調任湘贛省委書記，在中共蘇區中央局工作兩年，作為蘇區中央局的主要負責人參與製定了具體的戰略問題，並擔負起蘇區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和戰爭後勤工作，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使蘇區中央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規，為蘇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關鍵詞] 任弼時 蘇區中央局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為了加強蘇區和紅軍的工作，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在江西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召開期間，項英於1931年1月15日先行在江西寧都縣小布赤坎村宣布成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蘇區中央局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代表中央管理和指導全國蘇區，管轄江西、閩粵贛、湘東南、湘鄂贛、贛東北等各蘇區，領導人選不由當地黨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隻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1]p168。蘇區中央局從1931年1月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與中共臨時中央合並兩年多時間裏，先後領導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鬥爭的勝利，並籌備了蘇區黨代會和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使蘇維埃紅色政權首次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成為中國民主革命鬥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任弼時從1931年4月來到中央蘇區到1933年4月調任湘贛省委書記，在中共蘇區中央局工作兩年，曆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常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及黨校校長。由於這一時期中央蘇區戰鬥頻繁，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和繼任的書記毛澤東、周恩來主要負責前方戰事的指揮工作，任弼時作為留守後方的主要負責人不僅要參與製定具體的戰略問題，還要擔負起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日常工作和戰爭後勤工作。他以非凡的組織才能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使蘇區中央局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規，並在反“圍剿”作戰和土地改革方麵支持毛澤東、朱德等的正確主張，維護了正確的路線，籌備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共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為蘇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一、籌建中共蘇區中央局，使中央局和各蘇區黨的組織工作在戰爭頻繁的環境中逐步走向正規化
1931年3月，任弼時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派赴中央蘇區的代表團負責人趕赴中央蘇區，參加了最後一天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並立即著手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工作。在本次會議中，中共代表團首先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對形勢的估量，並和與會同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和接觸，充分肯定以毛澤東為首的紅四軍前委執行中共六大的正確路線，在重要問題上思想漸趨統一，且形成了一係列重要決議。
按照中共中央在《關於蘇維埃區域黨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中的規定，在蘇區設立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去直接指導和幫助地方黨部工作的組織，決議還提出中央局要在國際與中央的路線下定期召開各級代表大會，有係統地進行各蘇區黨的改造工作。雖然在中央代表團去中央蘇區之前，項英已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但是在頻繁的戰爭環境中，中央局的工作沒有實質性地開展起來。在第二次反“圍剿”作戰勝利後，中共蘇區中央局機關的辦公地點才確定下來。任弼時立即著手完善中央局的組織工作，首先成立了組織部和宣傳部，並出版了中央局的宣傳刊物《戰鬥》，成立了黨訓班。但是，此時中央局機關的人員太少，隻有“弼時、稼祥、項英”三人，其餘人員都在前方，以致於“人手甚少，連技術工作都成問題”[1]p170。
因此，任弼時籲請中共中央派幹部健全中央局機關，特別是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和書記。任弼時根據對中央蘇區形勢的判斷，兩次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認為“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因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黨內派別鬥爭，因此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1]p175。同時認為毛澤東有“有獨特見解，有才幹”，因此提議“以毛代項”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盡管最後中共中央十分強調中央局的任務是領導和幫助各蘇區黨的工作，而不是代替各蘇區的最高黨組織，中央局的領導人選隻能由中央派遣和指定，但還是同意了任弼時提出的由毛澤東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的代理書記，並確認中央局的人員由七人組成，分別是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鄧發、朱德。這樣，中央代表團和蘇區中央局在組織上統一了，為後來開展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二、在反“圍剿”作戰和土地改革方麵，支持毛澤東、朱德等的正確主張，維護了正確的路線
任弼時由於長期在白區做城市工作，對農村工作特別是軍事鬥爭沒有實際的經驗。因此，在中共蘇區中央局工作期間，他一方麵特別注意聽取毛澤東等提出的重要意見，另一方麵他虛心學習，實事求是，深入實地調查研究，通過參加反“圍剿”戰爭戰略決策的爭論和實際的指揮過程，逐步認識到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方針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