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來的“八一”研究
綜述與書評
作者：黃宗華
[摘 要] 自1980年代以來，“八一”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主要是形成了基本的研究基地、隊伍和氛圍，產生了一定數量和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八一”研究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包括研究不夠精深細致、研究視域不夠開闊、創新意識比較欠缺、研究重心有失偏頗、學術隊伍仍欠齊整。“八一”研究要更加注重機製、平台和隊伍建設、宏大與精深的緊密結合、第一手資料的發掘運用、研究領域和視角的拓展、相關理論和方法的運用。
[關鍵詞] 1980年代 “八一”研究 成績 問題 展望
在中共黨史和中國近現代史上，南昌八一起義具有重大意義和裏程碑地位。曆史的車輪已向前行進了80多年，但八一起義的熠熠光輝卻沒有絲毫褪色。進一步深化“八一”研究，既是緬懷革命先烈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動學術研究的應有追求。因此，筆者不揣淺陋對1980年代以來的相關研究進行初步梳理，檢討其成敗得失，並對今後的研究予以展望，以期推動“八一”研究在新的曆史階段有新的進步。
一、“八一”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績
隨著國家整個宏觀政治經濟形勢的改善，自1980年代以來，“八一”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形成了基本的研究基地、隊伍和氛圍。關於“八一”研究的基地主要包括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和江西科技師範大學“八一精神”研究中心。此外，軍事科學院軍事史研究部、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江西省社科院以及中共南昌市委黨校也是從事“八一”研究的重要陣地。其中創建於1956年的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收集、整理、展示了大量八一起義的珍貴史料，並對起義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幾十年不懈怠的研究。江西科技師範大學“八一精神”研究中心於2009年11月成立，2010年11月舉行揭牌儀式暨首屆“八一精神”理論研討會，2012年6月被批準為江西省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該基地側重對八一起義孕育的“八一精神”展開研究。《江西科技師範大學學報》《黨史文苑》《江西社會科學》以及《中共南昌市委黨校學報》是展示學界研究成果的主要窗口。一批學者孜孜不倦地進行“八一”研究，形成了基本的學術梯隊，主要包括餘伯流、沈謙芳、何友良、薑廷玉、王瀚秋、劉勉玉、葉桉、陳洪模、肖燕燕、符玉蘭等，他們從不同角度對“八一”研究作出了貢獻。軍隊係統、江西省的相關機構舉行了多次紀念八一起義的活動，一些宣傳單位出版了宣傳八一起義和“八一精神”的畫冊和書籍，每年大量的遊客參觀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所有這一切使得“八一”研究和宣傳形成了良好社會氛圍。
第二，產生了一定數量和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南昌市人民委員會辦公廳編纂的《八一起義資料》（195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革命史研究室《南昌起義資料》（1979年），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編纂的《南昌起義》（1987年），許農合所著《八一進行曲》（1999年），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編著的《軍旗升起的地方》（2004年），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纂的《親曆南昌起義》（2007年），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和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合編的《人民軍隊的搖籃：南昌》（2007年），陳幼榮等所著的《八一起義中的葉挺將軍》（2007年）等。其中《親曆南昌起義》一書收錄了當年親身經曆過南昌起義的100名革命前輩的回憶文稿、學術論著和訪問錄，具有很強的史料價值，是研究八一起義的重要綜合性曆史文獻。另外，30多年來發表的論文大約110篇。圍繞“八一”研究的相關問題，眾多學者在過去的30多年間進行了孜孜不倦地探索。
一是對南昌起義本身進行了研究。主要包括陳洪模的《也談八一起義為何發生在南昌》（2011年）、肖燕燕的《中共早期政治軍事工作與八一起義的關係》（2011年），符玉蘭的《八一起義的地緣政治學解讀》（2007年），齊剛、陳洪模的《對八一起義軍接管江西省銀行幾個問題的探討》（2008年）；於繼增的《揭秘八一南昌起義的台前幕後》（2008年）；蔣文瀾的《八一起義個別史料補正》（1997年）；等等。
在過去的30多年間，對八一起義的研究主要從中共的維度進行，使研究呈現出平麵化、單一化，多宏大敘事，少細節研究，缺乏立體感和豐滿感。這一傾向容易遮蔽曆史的細節，給我們全麵、準確、詳細地了解曆史帶來困難。但是，在這一整體氛圍下，一些學者還是作出了努力。例如，蔣文瀾就八一起義的個別史料進行了補正，就我軍在南昌全殲駐敵究竟是幾個團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1]p20-22近些年來，研究的維度發生了一些變化。例如，齊剛和陳洪模引用正反兩方麵資料，論證了起義軍接管江西省銀行這件事件的真實性，並對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接管後獲得的現金數量進行了探討。[2]P67王小玲和陳洪模對八一起義的財政和後勤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為全麵了解、研究八一起義提供了新的視角。[3]P126另有一些學者將共產國際的因素引入“八一”研究。例如，王新生認為南昌起義從醞釀到起義都是在聯共（布）、共產國際指導下進行的，其指導方針有脫離中國實際的地方，對南昌起義的失敗負有一定的責任，它在政權建設和軍隊建設方麵給中國共產黨很大的幫助，為土地革命戰爭興起作出了貢獻。[4]P127也有一些學者嚐試著用新的理論來闡釋八一起義，雖然有些許生硬，但這種理論思維和探索精神值得稱道。例如，苻玉蘭運用地緣政治學的理論，認為大革命失敗後的八一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一次爭取自身生存空間的武裝暴動。[5]P2-5
二是對“八一精神”的內涵及意義進行了研究。主要包括餘伯流的《論八一精神的內涵與軍魂的塑造》（2007年），肖燕燕的《“八一精神”的內涵與時代價值》（2010年），葉桉的《試論八一精神與紅色文化的淵源及流變》（2011年），李星的《論八一精神與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之比較》（2011年），等等。
上述學者對“八一精神”的內涵作出了各自的概括，有的認為“八一精神”應概括為：堅定不移的崇高理想，矢誌不移跟黨走的信念，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有的認為應表述為：在逆境中奮起，敢於鬥爭、勇於探索的革命精神；艱苦奮鬥、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對革命理想無比忠誠和對革命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有的則認為，對“八一精神”應概括其最基本的內涵，這就是：不怕挫折，敢於鬥爭，積極實踐，勇於探索的精神。[6]P79餘伯流認為“八一精神”的內涵是敢為人先，聽黨指揮，百折不撓，為民奮鬥，並認為敢為人先是“八一精神”的核心，聽黨指揮是“八一精神”的靈魂。[7]P7-14薑廷玉認為“八一精神”的提煉和概括，應把握以下三點原則，即論從史出、突出個性、有時代特點和語言特點。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八一精神”的內涵：即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不畏強暴、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獨立自主、勇於創新的革命精神；團結合作、共同對敵的統一戰線思想以及堅定不移地革命理想信念和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郭傑忠從“八一精神”的理論基礎、思想內核、基石支撐、發展動力來概括其內涵。劉中剛把“八一精神”概括為“旗幟、軍魂和奮起”。[4]P127-128學者普遍認為，南昌起義所蘊含的精神跨越時代，超越空間，是中國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6]P79胡雲和葉桉認為，弘揚“八一精神”，打響“八一”品牌，對推動塑造江西人新形象活動的深入開展以及加快南昌創建現代文明花園英雄城市和實現江西在中部地區的崛起具有重大價值。[8]P127-129還有學者談到如何用“八一精神”對大學生黨員進行先進性教育、如何用“八一精神”來增強黨的意識等。
三是對八一起義的曆史人物進行了研究。主要包括白冰等人的《周恩來同誌和“八一”南昌起義》（1980年），巫忠的《譚平山與“八一”南昌起義的始末》（1993年），金一男的《八一起義中走來的共和國將帥》（1997年），吳達德的《吳玉章與八一南昌起義》（1997年），張廷益的《葉劍英對“八一”南昌起義的特殊貢獻》（1997年），黃禹康的《“八一”起義中的賀龍與周恩來》（2007年），彭世華等人的《試論徐特立在八一南昌起義中的特殊貢獻》（2007年），金立人的《陳獨秀與八一南昌起義》（201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