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革”記憶
激濁揚清
作者：畢星星
到山西的昔陽縣看大寨，主人都會帶你去看紅旗一條街和新建成的外環路語錄牆。
這兩處是昔陽縣大力建設紅色旅遊的重點項目，複原上世紀60年代一直到“文革”期間的“革命曆史建築”。紅旗一條街是在縣城原址複原了一條舊街，當年街道兩旁都是縣城機關或者商店。沾點機關氣的，門洞兩邊喜歡豎起兩根或圓或方的柱子，高過房頂，上綴一盞玻璃圓球的燈罩。政府機關門前鋪開一塊八字形張開的進門路。門頂的山牆，或者做成一個三角形，或者做成一個半圓，配上兩邊豎立的柱子。“文革”時代的建築，特色在牆麵上都有標語。標語一般紅底子金黃字，美術體居多。高出房簷的女牆，上刻：“繼續革命，奮勇前進”。還有三麵紅旗的浮雕，上綴毛澤東頭像圖案，一麵“自力更生”，一麵“艱苦奮鬥”；一麵“多快好省”，一麵“力爭上遊”。也有利用半圓的山牆，塗紅了，做一個金太陽光芒四射的圖，兩邊豎寫對聯：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外環大道的語錄牆，更加聲勢浩大。環繞縣城修起一道語錄長城，豎立照壁寫紅色標語，複製許多領導人語錄手跡。毛澤東的“農業學大寨”，華國鋒的“全黨動手大辦農業普及大寨縣”打頭，赫然巍立。各種形狀的紅旗托舉一個特大號的“忠”字，讓人立刻想到了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紅旗如潮，工農兵頂天立地橫眉立目，背後是巨幅毛澤東揮手指航向。牆體幾十米長，高過兩層樓，一米見方的語錄大字，醒目怵人。兩牆對稱，一邊畫毛主席語錄本，一邊畫老三篇疊分造型。紅五星四周金黃色爆炸狀的放射線象征金光閃閃，都是典型的“文革”式牆飾。
在昔陽，在大寨，你看到這些，就仿佛穿越到了“文革”時代。
“文革”究竟是一場“十年浩劫”，還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這個原本無需爭論。1978年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寫得明明白白。虛構所謂階級鬥爭，製造族群分裂，挑動內戰，千百萬人挨批挨鬥，非正常死亡。工農業生產停滯，國民經濟幾近崩潰。高層一場又一場政治地震，政局動蕩民不聊生。這樣一個畸形發育野蠻治理的年代，應該鄭重地嵌刻進我們民族的集體記憶，忘記它，才是天理難容。
依照這個曆史事實，重建“文革”記憶有一個原則，確定它屬於災難記憶。人類在長期的發展曆史中，將自己的記憶自然而然地分為兩類：有益的經驗和有害的教訓。創傷和成就，當然會有不同的記憶書寫。像“文革”這種危害國家甚至給人類文明帶來重大影響的災難，理應成為曆史的恥辱記載。如果還要為它披紅戴花，裝扮成黃金時代以供後人敬仰，那才是不可思議的。
問題在於，即使對於“文革”這樣的全民大災難，每個人的感受也是不盡相同。即使在最混亂的10年，也有弄權得逞的，也有安富尊榮的，也有僥幸得益的。昔陽大寨這樣大力複製半個世紀前的舊景。也無非是留戀當年穩坐全國政治激流中心位置的懷舊情思。這裏就有一個要求，一個人的人生敘述，某一個團體的集合記憶，必須和國家民族的集體記憶的價值取向相一致。我們要大力重建的，是整個國家民族，至少是這個國家民族大多數人擁有的集體記憶。我們必須警惕一些在“文革”中受益的人群，將自己的幸福記憶強加在全體國民頭上，變成集體書寫集體記憶。
清除“文革”影響，確立對“文革”的正確書寫。建立正確的社會記憶，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上世紀80年代，國家曾經有一個反思曆史的風氣，我們並不忌諱揭開往日的傷口。曆史創傷訴說一個時期成為話語主流。那個時候，記錄災難沒有障礙。以後逐漸變了。公共傳媒討論災難記憶的聲音越來越困難。一些有誌之士期望通過公共記憶場所固化這種記憶，阻力超出想象，比如樊建川的博物館。你越是遮蔽“文革”記憶，一些為“文革”招魂的勢力就越來越膽壯。昔陽大寨的“文革”建築雕塑群落，就是這樣一個角落裏一聲怪誕刺耳的音符。
文學大師巴金早就呼喚建立“文革”博物館，多年以來蹤影杳然。倒是像昔陽大寨這樣的“文革”建築，一旦規劃就迅速覆蓋了小城街巷。它說明，“文革”的影響遠未清除。溫家寶總理憂心忡忡地擔心“文革”悲劇重演，絕不是危言聳聽。身邊就有揚幡招魂的，我們怎能掉以輕心。
【張朝元薦自《南方都市報》2012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