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老師為了提高升學率，不顧學生的感受，強壓於學生頭上各種資料，讓學生節假日補課，不是采取積極方法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而是製定出各種“殘忍”的規章製度而迫使學生學習。如貴州省電建二公司子弟學校一英語老師考試前要求全班38個學生寫保證，保證書上寫清期中考試考多少分，如成績達不到自己規定的標準，每差一分處以十元罰款。考試成績出來後，李東方，桂猛，甘星江三個同學的考分分別是50.5分，36分，40分，距自己預定的分數分別差14.5分，24分，25分。按保證三人分別交罰款145元，240元，250元，但因交不出罰款又不敢對父親說，三人一起外出打工途中，李東風發生車禍，造成全身多處骨折。
多麼慘痛的教訓！難道分數竟真的那麼重要嗎？分數能衡量一個人的一切嗎？
上大學，如今已基本成為父母、教師及學生們全力以赴奮鬥的目標。在這種一味強調學習好比什麼都重要的環境中，孩子們在師長的重重“關愛“下，大多成了學習的“巨人“，生活的“矮子“。不少學生由於缺少鍛煉加勞動能力的培養，近視眼的多，失眠的多，肥胖的多。
學生在家是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一旦他們離開師長的保護進入大學獨立生活時，對生活、交往等方麵湧現的新問題往往不知所措，並由此引發出心理疾病。
北京、江蘇、江西、山東、廣東、上海等省市的一些高校對大學生心理素質狀況跟蹤調查表明，大學生中有抑鬱、焦慮、社會恐懼、自卑、過分依賴、神經衰弱等心理疾病的人數要高於一般的社會青年，這說明大學生是心理障礙高發人群。清華大學的樊富瑉教授對清華畢業班學生所做的研究表明，約有60%的學生認為自己有心理壓力，而且大部分學生對壓力的處理沒有信心。江西省僅2003年1月至10月，大學生因心理問題導致的惡性事件是2000年的3倍。這些調查表明，我國大學生存在心理問題的形勢是嚴峻的，對於部分學生來說，形形色色的心理問題直接影響他們學業的順利完成。
隻重視傳授應試的書本知識、應試的技能、應試的能力，無視學生的個性特點、個別差異和身心發展的內在要求。應試教育造成的後果是：應試教育強化訓練強度，強迫學生讀死書，造成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發展；導致學生學習水平嚴重分化，差生麵擴大；引發學生恐學、厭學、逃學、輟學；造成師生關係緊張。應試教育用單一的課堂教學模式，大容量、高密度地向學生灌輸知識，教師苦教，學生苦學，阻礙教學方法的改革；影響教師素質的提高。
四、教育目標不是以就業為取向，而是以獲取知識和文憑為取向。
中國的教育不給孩子非常明確的就業目標取向，而扯什麼知識、理想、文憑。知識、理想、文憑都是寶貴的文明價值，但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學生在現實社會中獲得就業能力，取得謀生手段。就業是生存之本。一個學生如果在社會上無法謀生，即使擁有高學曆又有什麼用？相反，如果他生存得很好，文憑又有什麼用？
在瑞士這個生活質量最高的國家，百分之七十的初中生畢業以後不上高中再上大學，而是直接進入職業高中，學習做手表、做軍刀、做皮鞋。瑞士是一個以技術為最高價值的國家，職業高中畢業後找一份好工作，就能享受美好的生活，不需要再去上大學。
與中國的教育目標以獲取知識和文憑為取向相反，美國的教育目標是以就業為取向。在未來職業的選擇上，美國的一些做法很值得我們學習。
美國很多學校都要經常舉辦“擇業日”，請各界人士（包括一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到學校裏來，給學生介紹自己的職業，如律師、拍賣師、汽車推銷員、警察、消防員、運動員、新聞記者、作家、企業家、技術員、會計師、藥劑師等等。“擇業日”給孩子帶來的並不是了解各行各業的工作能有多少收入，而是每一個職業的特點，以及大人們是怎樣通過自己的職業在社會上立足的。這樣一來，孩子們的眼界就絕不僅僅局限於我們的“文科”、“理科”兩個截然分開的社會，而是更為豐富多彩；他們對自己未來的職業選擇也更為理性，更為多元化。你可以選擇當總統、當老板，也可以選擇當飼養員，當然也可以考慮開貨車，打球，當推銷員，當美發師，甚至去當家庭婦女。沒有人會譏笑你“胸無大誌”，更沒有學校會有意去把各個職業分出高低優劣，他們充分尊重每一個學生的自主選擇。
而與之相應的，是學校裏的“職業興趣分析”。在進高中之前，學校為學生進行“職業興趣分析”，幫助學生在“想幹什麼”和“能幹什麼”之間進行評估，將自己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建造一座穩固的橋梁。此外，把每年的4月22日設立為“帶孩子上班日”，員工們可以在這一天將自己6歲到16歲的孩子帶到單位上班，以便讓孩子知道自己父母是如何工作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工作在社會上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