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趙鑫珊
我曾擁有一間私密性的小書房
1949年以前，我父親是個商人，坐鎮上海，公司叫“大安貿易商行”，把上海廠家的日用商品批發到江西，勉強算是個富商，在上海根本排不上號，但在南昌百貨行業卻有排名。
1949年年初，父親在南昌馬家巷口買了一家破落的釀酒廠，準備推倒，蓋棟住宅。是年5月，南昌來了解放軍，蓋新屋的計劃沒實現。
建於清代末年的百年老屋即成了我家安身的一處帶天井的建築空間，左右對稱，四間，共用一個35平米的廳，我家占兩間，另兩間出租。
前房約25平米，我母親、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合住，後房約10平米，是我的臥室兼書房。——這是我母親的特意、精心安排，因為我是長子。
1952年我家開始用上電燈。我終於擁有一張小書桌，很簡陋，燈泡隻有15瓦，比豆油燈要強得多，但比煤油燈好不到哪裏去，不過畢竟方便不少。——照明（光源）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側麵。我有幸經曆過該側麵的好幾個階段：豆油燈、煤油燈和電燈，這對我後來的思考是有益的。
1953年冬天南昌下了場大雪。暮色蒼茫時分，我還在小書房做幾何習題。
“仔呀，別讀書囉，吃夜飯囉！”這是母親用南昌向塘鄉的方言叫我去前房吃晚飯的聲音。
當年家境已是清貧，隻一個菜：凍豆腐燉卷心菜。一家五口，圍桌而坐。平常我們在客廳吃，遇上雪天後，北風從天井吹進屋，我們便把餐桌移至前房。凍豆腐燉卷心菜的熱氣騰騰不僅增加了室內溫度，而且也把人世間的天倫之樂推向了高潮。
當年的我，並沒有意識到那頓晚飯才叫幸福。隻是55年後的今天，我在回憶、總結往事中，才有這份感悟、體認或覺察。
這也是今天我眼中的那間小書房兼臥室的美好、溫馨和安康。
1955年8月，我考取了北大，告別了母親、弟妹和我那間臥室兼書房。日後許多年，住集體宿舍的痛苦使我越來越看重、珍惜我老家那間完全屬於我的、私密性的書房兼臥室。盡管隻有10平米，而且幽暗，但於我卻是幸福的保證之一。
住集體宿舍的痛苦
剛進北大，我住過好幾種類型的集體宿舍。因為入校新生多，屋子沒有造好。我住過教室（12個人一間）、統鋪（16人一間，類似於車馬店），後來才比較正規：4人一間，6人一間，8人一間，上下鋪。我總愛住上鋪，因為有種安全感，多了點私密性。
開始，住集體宿舍是件很開心的事。因為“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還沒有開始，班上同學住在一起不僅新鮮，而且親密。但自1957年反右後，氣氛和人際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尤其是1958年“批白專道路”、“批隻專不紅”和“拔白旗”運動。每個同學人人自危，都受到監視。沒有人敢進圖書館！大圖書館空蕩蕩的，隻有三五個同學還在那裏堅持讀書，這要冒接受批判的危險。其中一個便是我。記得晚上九點，我從圖書館回到集體宿舍，為了掩蓋我是讀書回來，隻好把書藏在棉大衣裏，好像是個“地下工作者”。——那是一個荒誕和非理性的年代。按這種邏輯發展下去，1966年初夏“文革”爆發是不奇怪的。
馬克思說過：
民族的意誌，正如個人的意誌一樣，不能超越理性規律的範圍。非理性的民族則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合乎理性國家的組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