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真名士自風流
作者：金嶽霖
同毛主席吃飯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過四次飯。
第一次是在懷仁堂晚會上，時間是1957年。他大概已經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來，就給我幾隻辣椒（好像特別為他預備的）。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輕小夥子跑來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輕輕地拍個不停，這時主席飯也不能吃。後來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請回去了。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領袖和人民是沒有任何隔閡的。
1957年還有兩次午飯，都是在反右派鬥爭中開的小會。看來毛主席是在親自參加一方麵反章、羅，一方麵團結知識分子的工作。
最後一次是在1959年之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這一次可以說是湖南同鄉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釗和程潛兩位老人。程先生話不多；章先生話很多，他還給了主席兩三張紙條子，不知道是什麼。在談話中提到蘇聯，章先生說“西鄰責言勿理也”，或“勿顧也”，或“非禮也”。我聽了之後愣了一下，沒有說什麼。他們都是鄉先輩，我不想多說話。散後，在歸途車子裏想到章先生那句話不是可以對“東裏子產潤色之”嗎？當其時若想到了，說出來，主席一定會大笑起來。可惜我想得不夠快，失去了當麵作對聯的機會。
聽說毛主席是不讓人為他祝壽的。我們朋友之間有幾個人商量商量，認為這隻是不讓大家公開地祝壽。我們幾個朋友私自聚集起來，慶祝慶祝未嚐不可。這事就交我辦。
在這以前，梁任公曾為他的老師康有為祝壽。壽聯中有上聯的後兩句“入此歲來年七十矣”，下聯中有“親受業者蓋三千焉”。我想這個調調可以利用。我就主張聯文如下：“以一身係中國興亡，入此歲來年七十矣”；下聯是“行大道於環球變革，欣受業者近卅億焉”。
叔存鄧以蜇起先沒有說什麼，大概有點不滿。後來我也想到“年”字硬邦邦的，是不是可以改為“已七十矣”，叔存高興了，看來他有同樣的看法。叔存寫了兩副，一是用楷書寫的，另一副是用他的特長篆字寫的。定稿是：
以一身係中國興亡，入此歲來已七十矣；
行大道於環球變革，欣受業者近卅億焉。
“大人物”章士釗
有一次我在午門碰見章士釗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記得了。
這一次簡單的幾句話，蠻有意思。我說你隻比我大13歲，可是，我曾經把你看做大人物，背過你的文章。那篇文章開頭幾句是“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為容？曰，不好同惡異……”他說：“這很簡單。我比你大13歲，但是，在你1歲的時候，我比你大13倍。你15歲的時候，我已經28了，正是寫文章的時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還得了，那我已經成為明朝的人了。”
這道理的確很簡單。
最老的朋友張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張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見他，不過那時隻是碰見而已。認識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開始的，那時我轉入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他一直在哥大學政治。從1917年下半年起我們是同學，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說，我們也是同班。他無意取學位，但是寫了一篇很好的《主權論沿革》。
張奚若家沒有什麼大矛盾，可是有長期的小摩擦。他同楊景任的結合是新式的結合，他有過舊式的結合。所謂“舊式的結合”是把彼此不認識的雙方經媒人說合成婚。張奚若的頭一次結婚是怎樣了的，我不知道。楊景任在蘇格蘭大學畢業，他們是在蘇格蘭結婚的。結婚後，到了巴黎，我才看見他們。這個結合是自由式的。張奚若頭腦裏想的可能是兩個人都是知識分子。他發現楊景任不是“知識分子”，假如所謂“知識分子”是用知識去辦大事，像他自己那樣。楊景任不是他那樣的知識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說的womanly woman（女子女子），這實在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性。要看她這一方麵的性格，最好是聽她同宵叔玉太太的談話，兩人都爭分奪秒地談，由趙、錢、孫、李到黃燜雞到紅燒肉。楊景任這一方麵的性格雖然突出，然而她總是支持張奚若的。從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擔，顯然是勇於負責的事。
張奚若這個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說過，“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這個說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當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這個四方形的四邊是非常之廣泛，又非常之和藹可親的。同時，他既是一個外洋留學生，又是一個保存了中國風格的學者。他的文章確實太少了。我隻知道一篇《主權論沿革》，登在《政治學報》月刊或季刊上。這個刊物隻出了一期。據我的記憶，經手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楊景任女士。那時候她在上海讀書。以後沒有多久，她也到蘇格蘭念書去了。
張奚若的主要點是民主革命，至少開頭是這樣。他曾同我說過，“孫中山的演說，你聽著聽著就跟了他走下去了”。這大概是在上海的時候。那時候，胡適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幫助過張奚若學英文，胡適一直說張奚若是他的學生。而張奚若並不承認。他的英文也不是從胡適那裏學的，同盟會中幫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
他是作為革命的青年到美國去的，同去的人有王夏將軍。他確實得到紮實的書本知識，但是，忽略了和美國人，特別是美國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鄉的老辦法去辦。例如要裁縫給他做一身新衣服（美國的低收入的人不縫衣服，買衣服）。裁縫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裏之後，裁縫仍不肯改。我說，“找我們的律師去”，旁邊有一個人聽了就說，“哪裏不合身，讓我看看”。他看了之後，說“這確實應該改，也容易改”。問題在於“我們的律師”。這表示中國學生是有法律顧問的，不隻是臨時找律師而已。
從那個時候起，奚若認為我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這樣一個“認為”維持了相當長的時期。到了昆明之後，才打住了。
有一天傍晚，約6點鍾光景，年輕小夥子唐二哥來了。這裏說的是昆明。他說他早就到了西南聯大廣場，張伯伯已經在那裏講演。他站在那裏聽，他說張伯伯要求蔣介石辭職。這是我離開上海之後，頭一條好消息。我可慚愧不堪，我不知道奚若要做如此重要的政治一步。真是對不起朋友。後來我要唐二哥到奚若家裏去了次，我很高興唐二哥得到了大後方的政治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