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文人黃萍蓀與魯迅的一段舊事
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散木
許廣平在《魯迅在日本》一文中曾寫道，黃萍蓀係一“無恥文人”，他想借助魯迅的名義擴大影響，通過鬱達夫的關係以同鄉和後學的身份向魯迅求書索稿。以拉名人的稿件、借重名人效應為刊物開道，這或許是黃萍蓀為魯迅“憤恨”之處。其實，簡單或符號似的評判是很難概括一個人的。與魯迅的瓜葛
因為在與魯迅的接觸中曾給魯迅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過去人們往往稱黃萍蓀為“無恥文人”，其實，一個簡單或符號似的評判是難概括他這個人的。
黃萍蓀，杭州人，筆名“歇翁”等，民國報刊編輯。他沒有什麼文憑，卒業於上海明星電影公司演員訓練班，期間曾在《小說月報》等刊物發表作品，後在杭州的《民聲報》、《民國日報》、《東南日報》以及《越風》等刊物擔任編輯。
黃萍蓀編輯《越風》期間曾三次去信邀請魯迅為之寫稿（據《魯迅日記》：1936年1月30日，“得黃萍蓀信並《越風》一本”；2月2日，“得黃蘋蓀信”；2月10日，“得黃蘋蓀信，即複。”），魯迅複信拒絕邀稿，並直書雲：“三蒙惠書，敬悉種種。但仆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關係，由浙江黨部率先呈請通緝之人，‘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肯在此輩治下，騰其口說哉。”黃萍蓀不甘碰壁，再三去信亟求（從《魯迅日記》中可查知：彼先後去信又達七次之多，即魯迅複信後的2月13日、28日、3月9日、21日、4月2日、8日、21日），魯迅皆未複信。此前1933年6月28日，他托鬱達夫代請魯迅題寫詩詞，即《魯迅日記》所記之“下午為萍蓀書一幅雲：‘禹域多飛將，蝸廬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頌皇仁。’”當時魯迅還為黃的表弟陶軒另書有一幅詩詞：“如磐遙夜擁重樓，翦柳春風導九秋。湘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即《悼丁君》，為當時謠傳的丁玲遇難而作）1936年魯迅逝世前，魯迅記有一紙短文，記有魯迅上述參加“中國自由大同盟”後傳言魯迅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所亟請“通緝”的相關人物，即“當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時，浙江台州人許紹棣、溫州人葉溯中首先獻媚，呈請南京政府下令通緝，二人果漸騰達。許官至浙江教育廳長，葉為官辦之正中書局大員”，魯迅還寫道：“有黃萍蓀者，又伏許、葉嗾使，辦一小報，約每月必詆我兩次，則得薪金三十，黃竟以此起家，為教育廳小宦，遂編《越風》，函約名人撰稿，談忠烈遺聞，名人逸事，自忘其本來麵目矣。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然一遇叭兒，亦複途窮道盡。”
黃萍蓀曾編輯過的報刊，大多是國民黨“CC係”把持或影響下的，比如許紹棣曾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宣傳部部長兼《東南日報》社長（該報1934年6月出版，陳果夫、陳立夫分任董事和監事長），後又出任浙江省教育廳長；《東南日報》的總編胡健中、副刊編輯陳大慈和許廑父等也是屬於許紹棣“複旦係”（多出於複旦大學）的，而據說許紹棣與魯迅成為敵人，就是源於1928年魯迅任主編的《語絲》刊登了一篇揭發複旦大學內幕的來稿（第4卷第32期馮珧《談談複旦大學》），許紹棣（時任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指導委員）於是下令查禁《語絲》在內的20餘種刊物（國民黨浙江黨務指導委員會宣字第126號令：以“言論乖謬，存心反動”，嚴行禁止）。魯迅後來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中說：“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這“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複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老爺卻有複旦大學出身的人們”。
魯迅贈《無題》詩及《越風》雜誌
黃萍蓀的背景既然如此，那麼，魯迅何以還要給他題字，以及那首詩的含意究竟如何呢？許廣平1956年在《魯迅在日本》一文中說：黃萍蓀係一“無恥文人”，他想借助魯迅的名義擴大影響，遂通過鬱達夫的關係（鬱是向他供稿的常客，後黃萍蓀寫有《風雨茅廬外紀》一書，詳細記述了與鬱達夫的往來），以同鄉和後學的身份向魯迅求書索稿，並且由鬱達夫送來紙幅，魯迅不虞有詐，“待到寄出不久，魯迅的字就被製版做雜誌的封麵了。而這雜誌，是替蔣介石方麵賣力的，當時魯迅看到如此下流的人這樣利用他的字來蒙騙讀者，非常之憤恨。”許廣平的回憶恐有失誤，其一、時間上不吻合。魯迅為黃萍蓀題字是1933年6月，黃萍蓀編輯的《越風》刊登魯迅的手跡卻已是魯迅逝世後的1936年10月31日了（第21期），同一期還刊有魯迅的《談所謂大內檔案》以及黃萍蓀的《魯迅是怎樣一個人》。（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魯迅詩詞集》仍襲許廣平舊說）至於黃萍蓀的邀字的動機，他後來自述是在刊物封麵刊登魯迅的手跡是冀望“雜誌限期能不脛而走，小子之名亦可附驥尾而招搖過市”。其二、《越風》是怎樣一份刊物？1935年10月16日，由杭州“越風社”創辦的《越風》雜誌鑒於先前《東南日報》報館的幾個館外刊物“政治色彩較濃，八股氣氛過重”而停辦的教訓，改弦易轍，聲稱“不談‘時政’，不尚‘空論’，不標‘主義’，專治‘文史’”，且標榜其“信條”是“不張幽默惑眾，不以巧言欺世，不倡異說鳴高，惟特真憑實據和世人相見”，如果說這不過是冠冕堂皇的一個廣告招牌，那麼，如果通讀了這本雜誌，它給讀者的印象大概可以歸類為一般性的文史讀物吧，即其所談無非是一些浙江的風物，而寫家也多是鬱達夫、周作人、柳亞子以及當時擅寫隨筆的“南黃北徐”——在《中央時事周報》連載《花隨聖庵摭憶》的黃浚、在《國聞周報》連載《淩霄隨筆》的徐一士。黃萍蓀也曾向魯迅邀稿，在《越風》第8期，黃萍蓀還撰文示意讀者：魯迅（以及茅盾、葉聖陶、阿英、郭沫若等。後來黃萍蓀還說：“許壽裳、朱希祖、葉紹鈞、茅盾、周作人皆為該刊寫過稿。”）亦將“不久即有宏文賜寄本刊”。這或許就是魯迅“憤恨”於黃氏“無恥文人”之處——以拉名人的稿件、借重名人效應為刊物開道，事實上魯迅不曾為之供過稿。
黃萍蓀在該刊第5期（1936年2月15日）用“冬藏老人”的化名寫有一篇《雪夜訪魯迅翁記》，說他到上海“訪問”魯迅的經過，所謂“本月上旬，上海初雪，北四川路一帶如銀灑地。餘得某君之介，持函往訪”雲雲。這究竟有無此事，或是向壁虛造的“無恥”之作？當年浙江海寧人章克標在其名作《文壇登龍術》中麵授機宜，所謂文人須“什麼話都要說得出，這也須打倒了羞恥方可”，其中就有如拜訪名人遭拒卻仍可回去寫訪問記，黃的這次所謂“往訪”，魯迅生前根本不記有此事，後也不曾見黃萍蓀有過澄清此事的回憶。記得倪墨炎先生曾有文回憶在安徽農場見“勞改”時黃萍蓀，當時倪問及此事，黃似承認為子虛烏有之事，卻又辯稱當時“存心並不壞”雲雲。在這篇《雪夜訪魯迅翁記》中，黃萍蓀自雲“不速之客”，而在他眼中的魯迅竟是“不肯吃虧一句說話，不喜歡給人占半字便宜的那種氣度”的人，所謂“此老於洋場上的人緣，在他自己眼睛裏重大來，就變得到處都是特地為渠而設的陷井了”。顯然，他不是作為崇拜者去“訪問”魯迅的，或許他應該是聽說了許多有關魯迅的議論，又帶了一種近距離觀察的心態去“訪問”的。他說：魯迅也談到了外界對自己的“誤讀”：“我這個人，隻有在文章裏給了人許多忌諱，倒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那麼使人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