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劉火雄
1918年，李叔同看破紅塵，在西湖旁的虎跑寺剃度出家，法號“弘一”。出家前，他將自己常用的93枚印章贈送給西泠印社，庋藏於山麓石壁上，以期“藏之名山，傳之後人”。庋藏點至今仍有摩崖石刻“印藏”兩字，記取著當年風雅。“濤聲聽東浙，印學話西泠。”坐落於西子湖畔、孤山南麓的西泠印社，其百餘年的發展曆程，如墨染宣紙，早已融為中國印文化畫卷上的平湖秋月：黛瓦粉牆見證歲月滄桑，金石紅泥蘊涵中國古韻。可以說，西泠印社之於印學界，猶如少林寺之於武林中人。吳昌碩、張大千、黃賓虹、魯迅、啟功、泰戈爾等名流墨客，都曾在此留下曆史的足音……
創社四英：丁仁、王禔、葉銘、吳隱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由西湖嶽王廟向東，跨過西泠橋，遊人不經意間峰回路轉，便來到了靜如處子的西泠印社。
西湖曆來是人文薈萃之所，蘇白遺韻，名妓風流。1904年夏天，精於金石篆刻的丁仁、葉銘等人到孤山避暑，他們的好友王禔在嶽墳附近教書，課後常趕來做伴。西泠橋畔，他們品茗論藝，鑒賞古今印譜，深感篆刻藝術源遠流長，名家輩出，清朝以丁敬為代表的浙派篆刻“西泠八家”，就曾燭照康乾以來的印壇。
眾人切磋之餘，一個宏願萌發了：自發成立一個研究印學的專業社團，結交一批“唯印是求”的朋友，豈不快哉？這個想法得到了遠在上海的好友吳隱的響應，“西泠印社”應運而生。
“創社四英”均為青年才俊。丁仁時年25歲，生於杭州世家，祖上是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八千卷樓樓主，他自幼飽讀詩書，金石篆刻為其最愛。王禔比丁仁年長一歲，“書聖”王羲之為其先祖，父親為杭州紫陽書院院長。王禔一生癡迷篆刻，自稱“印傭”，其篆刻典雅工整，民國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印即出自他的刻刀。葉銘時年37歲，因刻碑而小有名氣。他每天淩晨即起，必先刻完前天放於桌上的印石然後才吃早飯，這一習慣一直持續到晚年。吳隱與葉銘同齡，善製印泥，同樣以刻碑出名。
文人結社首次得到官府認可
印社初成，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孤山枕倚西湖，景致幽絕，“創社四英”看中了這裏的山水形勝。丁仁首先捐出自家數峰閣以西的土地，為印社開疆拓土。
眾人接著各自拿出積蓄。“創社四英”中，吳隱頗有經營頭腦，他可謂西泠印社的“財神爺”。創社後，吳隱在上海創辦西泠印社書肆，整理出版印譜、印論，並自製印泥出售，所得款項大多用於印社購地、建房。社內不少建築景觀便以吳隱的字號命名，如“遁庵”、“潛泉”等。
1905年，“仰賢亭”建成。仰賢亭取“敬仰先賢”、“追蹤往哲”之意。亭內石桌上鐫刻著“創社四英”合作完成的作品。每年清明時節，西泠印社社員都要舉行祭祀先賢的活動，希冀光大篆刻藝術。
仰賢亭建成之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組織同盟會在日本悄然成立，晚清朝廷則忙於廢止科舉製度。時局醞釀著新的動蕩，創始人不得不為印社日後的發展未雨綢繆。1905年11月，丁仁等人聯名上書官府，說明他們集資在孤山南簏購買荒地，建造房舍，結社為“西泠印社”，這些建築都屬於私人團體，希望官府能夠準予他們結社，對這些建築加以保護。
這樣一份報告，在晚清動蕩的時局中，竟然得到了兩級官府批文，一份來自杭州府，一份來自錢塘縣。杭州府認為：這些人“慕蘇白餘韻，仰先覺遺徽……為保存國粹、研求學問起見，事關公益，準予立案”。中國曆史上，文人結社第一次得到了官府的正式認可。
現在看來，對於社址的選擇、營建和保護，這絕對是遠見卓識的舉措。西泠印社現任副社長陳振濂認為：西泠印社存在百年而不倒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有一個大本營在。
供奉孫中山秘書“底奇峰”避險
然而，辛亥革命的槍聲很快驚醒了文人雅士的清夢。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退位。新締造的民國政府隨即頒布政令：收回原屬於清政府的土地公產，西泠印社地產也在其中。
情急之下，丁仁、王禔等人請來了“底奇峰”這個救兵。底奇峰不但是同盟會會員。還擅長篆刻。他曾在上海經營一家名為“新世界”的刻字鋪，實際上是同盟會成員的秘密集會場所。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時，底奇峰先後任孫中山秘書、南京總統府印鑄局局長。1912年3月9日，底奇峰不幸在南京去世。底奇峰去世後，孫中山特贈1000銀元，同時派衛隊護送其靈柩返回上海。時任上海都督的陳其美也以500元相贈，並為其舉辦烈士追悼會。
西泠印社幾位同仁很快通過上海金石界的朋友，將底奇峰的遺像供奉於“西泠印社”，並為逝者立下小傳。西泠印社搖身一變，儼然成了革命家的專祠。
與此同時，一紙請求保全印社的呈文送交給了政府。1912年7月25日，杭州地方當局回複：西泠印社“於研求美術之中”蘊含著“敬禮先賢之意”，令人感佩。西泠印社有驚無險，保住了產業。
盛宣懷先告西泠印社後慷慨捐贈地產
經此一劫，印社同仁再次認識到，社團必須盡快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才可潛心學問。正好印社附近有一處山丘，數十年來荒廢已久，丁仁等請人在此開荒拓屋。出人意料的是，荒地竟然有主，而且是清末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盛宣懷。
盛宣懷早年因興辦洋務，為清政府提供財政來源，被慈禧看作是朝廷“不可缺少之人”。辛亥革命前幾個月，盛宣懷已出任郵傳部尚書（相當於鐵道部和郵電部部長），因強勢推進清政府將鐵路收歸國有的政策，導致四川“保路運動”爆發。受此牽連，盛宣懷作為替罪羊被清廷革職，其上海、杭州等地家產被抄。盛宣懷本人不得不出走日本，暫避風聲。
1912年，盛宣懷悄然回到上海。回國前，他曾以賑災名義，向袁世凱捐100萬銀元，並答應聯係借款，條件是返還家產。盛宣懷雖在上海，聽說杭州有人在太歲頭上動土，占據了自家地產，很是不爽，於是立即派遣管家奔赴杭州打官司。盛家一紙訴狀將西泠印社告上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