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風風雨雨的故事
作者：範用
書友家英
愛書人習相近癖相投，遂為書友，有幾位已先我而去，黎澍、唐弢、陳翰伯、田家英。思念之餘，不免有寂寞之感。
五十年代初，在人民出版社工作，認識了田家英。他在編《毛澤東選集》，官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我們稱之為“毛辦”。
初見田家英，隻覺得書生模樣，看不出是延安的老幹部，毫無官氣。還不到三十歲，像個大學畢業生。我說的是四十年代的大學生，某些思想進步的大學生，富有熱情，但無浮躁驕矜之氣，溫文儒雅，謙恭可親。當然這隻是表麵印象。有所接觸，才逐漸了解家英的才幹和為人，雖然他隻讀過幾年中學，但是在長期的革命鍛煉中，卻成長為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幹部，“三八”式幹部。
我們除工作來往，更多的接觸是因為彼此都愛書，或者說都有愛看雜書的癖好。
他的雜有個範圍，不外乎清末民國以來的文史著譯，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史料。他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在延安已經出版了兩本有關民國史事的書。是延安有數的“秀才”、“筆杆子”。
我是什麼也談不上的雜，東翻西看，漫無邊際，不問有用沒有，“拾到籃裏便是菜”。
他在中南海有間大辦公室，除了一角放辦公桌和沙發，幾乎大部分地方擺滿了書架。我每回去，談完公事，他都要領我參觀藏書，尤其是新搜求到的書。他有跑舊書店的習慣，常去琉璃廠。出差到上海，必去四馬路上海書店，收獲甚豐，我看看也過癮。
家英讀書沒有框框，不先分什麼香花毒草，不以人廢言，這大概跟他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工作有關，受老人家的影響。有人說毛主席當然讀書無禁區，凡人又當別論。我不相信此種高論。我向來認為天下隻有讀不盡的書，而沒有不可讀之書。好書壞書讀了才知道，信不信是另一碼事，不可混淆。同一本書，見仁見智隨你的便，書品跟人品沒有必然聯係。但也有嗜臭者，比如有人隻對“此處刪去××字”有興趣，有人卻看了作嘔。不必擔心，自有公論。一本書讀了，再聽聽看看議論更好，七嘴八舌，早晚會水落石出，更上層樓。這也是東翻西看的好處之一。這比封閉起來，隻有一家之言好，提倡百家爭鳴是自信心的顯示。
《海瑞罷官》有人認為“要害是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家英讀了卻說看不出有什麼大陰謀。孰是孰非，隻有自己讀它一遍，才能知道誰胡說八道。家英在這方麵一點不含糊，不鸚鵡學舌，人雲亦雲。
我愛讀雜文、散文、筆記，注意到家英收藏周作人、聶紺弩的集子相當齊全，跟我有的相差無幾。他說紺弩雜文寫得好。
那時周作人的書舊書店有，但內部發行。家英對我說：“你缺少什麼，我替你找。”內部售書要憑級別，分幾個檔次，家英常替毛主席找書，不受限製。我忝為中央一級出版社副總編輯，也還是低檔次，有些書連看看的資格都沒有。
有時他來出版社，也到我的辦公室看書。有一些港台書他未見過，如金雄白的《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葉譽虎的《遐庵清秘錄》、《遐庵談藝錄》、托派出版物《文藝世紀》雜誌等，都借去看。
有一部陳凡編的《藝林叢錄》，是《大公報 藝林》副刊文章彙編，他很感興趣，借去看了一兩年，幾經催索才還來。他在我的藏書印之上加蓋了“家英曾閱”、“家英曾讀”印記，這在我，還是頭一回碰到。
這部書至今還在我的書櫥裏，每看到它，心裏十分懊悔，家英愛看這部書，為什麼不送給他，我太小氣。
我們常常議論看過的書、知道的書，讀書又談人，談文林軼事、古今文網、筆墨官司等等，直言無忌，毫無顧慮。他隻大我一歲，生於一九二二，我一九二三。入黨也隻早我一年，他一九三八，我一九三九。我們是同時代人，有共同語言。他知識麵廣，有見解，我遠不及他。有時看法不盡一致，並沒有因為他官大，得聽他的。不是有句名言“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真理不一定都在官手裏。
在家英麵前，精神上是平等的。與他相處，有安全感，不用擔心有朝一日他會揭發我思想落後。有的人就得防著點，我就碰到這麼一位，借我的胡風著作，說要看看，到清算胡風，卻說我看了那麼多胡風著作，不可能不受影響。我說，讀書看報，映入大腦就是影響，難道也有罪過，也得洗腦？
中國曆史上的統治者，總是跟讀書人過不去，總要在這方麵做文章。秦焚書坑儒，明清株連九族，到大革文化命，誰家有幾本書會坐臥不寧，甚至可能遭殃。書成了萬惡之源，成了禍根，難道教訓還不夠？
家英不僅買舊書，還醉心搜集有清一代學者的手劄、日記、稿本，興致勃勃地拿出來給我看，並且詳作介紹。近人如黃侃、蘇曼殊、柳亞子、魯迅、鬱達夫的墨跡，也有收藏。他買到過一本賬簿，上麵貼滿函牘，寫信人和收信人都有來頭，他一一考證，如數家珍講給我聽。他說解放初期在舊書店乃至冷攤，不難覓得此類故紙，花不了多少錢就可到手。他買回來裝裱成冊，彙編成書，其樂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