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是東方文化的奇葩，集中國儒釋道思想之精華，其講求韻味與餘情、空靈與疏淡的審美思想，對宋代文學、書畫甚至工藝美術的發展影響深遠。龍泉青瓷能在宋代大放異彩，達到曆史高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禪宗美學思想選擇的必然結果。
三、宋代文人畫對龍泉青瓷審美文化的影響
藝術是現實生活的高度概括，如果說宗教畫反映了初唐社會幻想極樂世界的精神麵貌，“仕女畫”代表了盛唐上層社會繁榮富貴的審美風尚，③那麼，宋代文人畫則表達了當時文人士大夫乘興揮寫、遊戲筆墨的審美情趣。
蘇軾是當之無愧的大文豪與藝術巨匠，是宋代尚意新風的領袖人物，他在《書朱象先畫後》雲，“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蘇軾強調繪畫的非功利性和娛樂作用，他認為作畫要不媚俗於人，不逢迎於市，逸筆草草，不求形似，他崇尚的是清雅悠遠的意境與天趣自然的內在精神。
蘇軾認為隻要有內在精神，有天然意蘊，“凡物皆有可觀”，山石花草、杯碗盤碟，都可以寄托情懷，慰藉心靈。他在《超然台記》中提出，“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蘇軾審美觀是宋代文人審美思想的代表，這種強調器物內在意蘊與天趣自然的審美理念，不但對宋代文學、書畫藝術的風格影響巨大，甚至對宋代工藝美術的發展也有不可忽略的影響，使這些姊妹藝術之間保持著相近的美學旨趣。杭間曾說：“即便如陶藝等技術性很強，純由匠人運作的門類，也能較好地體現同時代以文人為主流的審美思潮，並與繪畫結合，與藝術潮流保持同步，可以說在整個中國古代工藝美學思想史中，宋代的工藝美學思想是與同時代的哲學、美學思想步伐最一致的一個朝代。”④
“將宋瓷置於文化的背景下審視，我們體會出一種意味之美……它蘊含在宋瓷中，也表現在宋代文人畫和宋瓷裏”。⑤正因為文學、書畫與工藝美術有著相近的美學“意味”，這些姊妹藝術之間必然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從書畫與工藝美術的影響上看，宋代文人畫對龍泉青瓷裝飾風格的影響顯得尤為直接與深刻。如南宋龍泉青瓷圖案裝飾就以筆簡意足、疏淡簡遠為主要特征，寥寥數筆，極為生動而富有韻味。對此，朱伯謙在《龍泉青瓷簡史》中寫道：“寥寥幾筆就是一尾搖鰭擺尾活躍於水草中的遊魚，或是幾朵含苞欲放的蓮花和迎風搖曳的荷葉。……這一幅幅生動逼真、栩栩如生的畫麵，說明本期（南宋）瓷器的裝飾，已由以前呆板的圖案轉變為生動活潑的寫意畫。”⑥雖然龍泉窯的能工巧匠與同時代的文人士大夫相比，在文化涵養上有文野、精粗之分，但那些青瓷畫工的審美理念與繪畫技法，或直接，或間接，但必然會受到文人畫家的影響，因為他們很清楚哪些產品更易受到藏家的歡迎與喜愛。從實物上看，龍泉青瓷裝飾繪畫風格，由北宋時的繁複、呆板變成南宋時的簡潔、生動，與文人畫所追求的疏淡簡遠、流暢寫意的審美思想是一致的。
四、宋代對外貿易的發展對龍泉青瓷審美文化的影響
宋代朝廷一直重視海外貿易，推出了許多有利對外貿易的政策措施，先後在廣州、泉州等處設立對外貿易機構，並派內侍到海外招徠貢市貿易，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靖康之難”後宋室南渡，建都臨安，經濟實力很弱，急需重建社會秩序，為補充經濟不足，大力發展陶瓷對外貿易，加上龍泉地處東南，受戰爭破壞小，水上交通運輸方便，以及航運技術的發展，產品通過甌江直抵溫州，再由海運出口，可銷往亞、非、歐三大洲，這些因素都大大促進了龍泉青瓷對外貿易的發展。
宋代龍泉青瓷熱銷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其深層原因離不開中國文化的因素。這些國家無論從其曆史淵源、人文理念還是生活習慣上，都與中國有著緊密的聯係，都深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日本人在崇尚自然美的同時，一方麵受中國的影響，具有東方的美學思想；另一方麵，或許由於其內心潛在著灰心、膽怯、心中無底，對人對物都懷有某種歉疚的潛意識，使日本人對悲傷、痛苦、失望、淪落寄予了較深的理解和同情，進而表現出對自省、寂寞、孤獨的偏愛。因此，自然、閑靜、幽玄的情緒綜合構成了日本審美的主要情調”。⑦日本人“灰心、膽怯”與宋代文人的心境有些相似，他們崇尚的“自然、閑靜、幽玄”之意趣，正是龍泉青瓷所傳達的審美精神。所以，日本人對宋代寧靜優雅的龍泉青瓷倍感親切，喜愛有加。對此，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研究士金英美先生說，南宋在社會文化方麵對日本的影響非常大，“當時社會領導者引領了這種對中國文物的收集，日本許多文字記載中，都有關於龍泉窯青瓷的。在日本許多縣及首裏城等地都發現了大量古代流傳下來的龍泉青瓷，反映了當時日本人特別喜愛龍泉青瓷”。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