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公元前810年，淮夷悉數臣服，並向周天子進獻了貢品。
周宣王的第三把火是南征蠻族。
他曾派方叔率兵車三千輛南征，取得了不俗的戰績（《詩經?小雅?采芑》雲：“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可為證）。兵車三千輛是個天文數字，個人以為不太真實，但即便扣除為了嚇唬敵人而虛報本方軍隊規模的因素，周宣王的戰車軍團仍然呈鋪天蓋地之勢。這個細節表明當時西周的軍事動員能力和戰爭補給能力都很高。
此外，周宣王把他的外家——西申國的公子誠封到今河南南陽地界，建立起了屏翼王畿的南申國，然後以南申國為起點，陸續在漢水以東以北和江淮流域，分封了十幾個被稱為“漢陽諸姬”的姬姓或姻親諸侯國，以阻遏著楚國的北上與東進，並可隨時配合周王庭打擊楚國。
在周宣王治下的前三十年中，西周依靠周召共和積聚的力量，八麵出擊，捷報頻傳，一時間，四夷賓服，頗有中興的氣象，因此史學界把這段曆史稱為“宣王中興”。
自國人暴動以後，西周國勢的沉浮與周宣王個人命運的衰榮顯示出了驚人的同步，都是死裏逃生，觸底反彈。如果按照這個勢頭延續下去，西周是不是有可能甩脫周厲王遺留的政治包袱，再次進入一個新的發展周期呢？
要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了解西周衰落的根本原因。西周建立之初，實力鼎盛，分封出去的諸侯基本上都是當年追隨周文王和周武王打天下的王室宗親和勳臣故舊，故而能夠同心同德，眾星拱月般緊密團結在中央政府的周圍。
隨著世代變遷，周天子和各諸侯國君之間，無論是戰鬥情誼還是血緣關係，都在不斷地模糊和淡化；而且諸侯國統轄一方，各有各的利益追求，在進行自我身份認定時，一國之君的意味顯然要濃於西周臣子的意味，要求他們再像祖輩那般保持對周王室的絕對忠誠，已沒有了現實的政治基礎。
所以，西周衰落是中央政府和諸侯國之間權利博弈的必然結果，這個趨勢絕不是僅憑周宣王征服四夷就能輕易逆轉的。更何況，用頻繁發動對外戰爭這種剛烈激進的方法來治療西周的陳年宿疾也不科學。
《三國演義》有個很精彩的片段叫“舌戰群儒”，裏麵描述了這樣一組對話。首先是吳國的張昭詰問諸葛亮：“劉備沒有得到你之前，尚能割據城池，四處蹦躂，天下無不拭目而待；怎麼得了你以後，反而棄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幾無容身之地？先生你常以管仲樂毅自比，難道不覺得害臊嗎？”
請看諸葛亮是怎麼回答的。他說：“譬如人染沉屙，當先用糜粥以飲之，和藥以服之；待其腑髒調和，形體漸安，然後用肉食以補之，猛藥以治之：則病根盡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氣脈和緩，便以猛藥厚味，欲求安保，誠為難矣。”
那麼周宣王接手的西周王朝，就如同是諸葛亮所說的沉屙病人，應當先慢慢地溫和調理，待逐步恢複人體的各項基本生理機能後，再施以猛藥厚味，促使其體質進一步提高。
倘若一開始就直接上人參和虎鞭之類的大補藥材，病人要麼會虛火攻心而死，要麼就會莫名其妙地爆發出一股反常的生命力，如同打了雞血似的活蹦亂跳一陣子，耗盡最後的一點精氣後陷入重度昏迷。
因此對於周宣王而言，最佳的施政理念應該是先立德後樹威。起初休養生息，培元固本，致力於發展工農業生產，重塑王室的道統形象，恢複對天下諸侯的影響力，然後再征討敢於跳梁的異己分子。
隻可惜，我們的這番真知灼見就像是黃健翔老師的足球評論一樣，說得再好，也無法傳遞到場上教練兼主力隊員周宣王的耳朵裏，他依然還在專注地使用武力，肆意揮霍著周召共和積攢的那點可憐的資本。
《國語?周語》中有兩段記述，就是通過臣子的勸諫，間接地批評了周宣王那種逐末棄本的思想。
有一年春天，周宣王不去籍田（又名“親耕”，是上古時期流傳下來的一種風俗，它要求天子親自下到田野之中，象征性地進行耕作，以表示國家重視農桑，且有祈求風調雨順之意）。
虢文公（西虢國國君）勸諫說：“國民的大事在於農耕，天帝的祭品靠它出產，民眾的繁衍靠它生養，國事的供應靠它保障，和睦的局麵由此形成，財物的增長由此奠基，強大的國力由此維持。所以聖賢認為，天子的要務在於注重農耕，不能讓下屬的官員幹別的事而妨礙農務，應在春、夏、秋三季務農而在冬季演習武功，才有充足的財力和鬥誌應付戰爭，並受到神靈的護佑和民眾的擁戴。現在您怎麼可以不去籍田呢？”
周宣王沒有采納他的意見。
有一次，周宣王伐戎不利，就到抗戎一線的太原去料民（調查核實戶口），以便為調整這一地區的賦稅和兵役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