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在公元前772年，鄭國不動聲響地於虢、鄶之間獲取了一處兼具避難和拓展功能的上佳土地，鄭桓公立即將大量的人口和財物搬遷了過去，這一事件，史稱“桓公寄孥”。
隨後，便爆發了犬戎犯京的事件，東虢和鄶這兩個死沒良心的家夥居然見死不救，眼睜睜地看著犬戎把周幽王逼上了絕路。而鄭桓公麵對敵人的鐵蹄與屠刀，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為了護衛周幽王而戰死疆場。
我相信，鄭國這種“彼以國士報君”的英勇行為，必然會收獲“君還以國士待彼”的嘉獎。
周王室的嘉獎看起來簡單明了，就是任用鄭桓公之子鄭武公擔任王庭的卿士，但暗地裏其實還大有曖昧可尋。
喪失了西域故土而整體蝸居於虢、鄶之間的鄭國，在之後三年的時間內，以沒有及時勤王為由，用武力把鄶國和東虢國相繼從地圖上抹去，成為了這片土地上新的主人。
而周王室對這樣粗暴破壞分封製度的行為保持了罕見的沉默，事前沒有阻止，事後也沒有譴責，安靜得好像什麼也沒發生一樣。
從建立根據地到隨周王室整體東遷，再到取虢、鄶而代之，這一係列組合拳如同行雲流水，一氣嗬成。
我其實很是懷疑，在鄭國東遷的戰略規劃中，對於犬戎犯京的後續發展已有先見之明，早就盤算好了要借虢、鄶的消極怠工來逐漸吞並兩國，畢竟，虢、鄶之間的那一點土地太過於狹窄，無法為鄭國提供足夠的生存空間。
當然，也有可能事情就是這麼機緣巧合，虢、鄶兩國的碌碌無為無意中給鄭國製造了懲罰不臣之國的借口，並最終被鄭國所吞並。
總之，無論歸功於謀劃得力還是運氣太好，鄭國贏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鄭武公在虢、鄶之間地帶修建起宏偉的京城（城邑的名字就叫京城，並非首都的意思），在鄶國故都的南側建立國都，取名新鄭，然後推行“武公之略”，釋放商奴，發展工商，繁榮經濟；開發灘塗，發展農桑，強國富民；興建鄉校，教化民眾，廣集民意；擴建城邑，整軍頓武，鞏固國防。
短短二十幾年，鄭國不但在虢鄶故地上站穩了腳跟，而且擁有了不遜於任何強國的實力。
接下來，我們不妨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品評一下，鄭國精挑細選的這處新址到底價值幾何。
鄭國的西麵是東周的王畿，緊挨洛邑本身就是一種優勢，正像今天我們調侃，要想知道國務院的哪個部委最重要，隻需查看一下它們中間誰和中南海隔得最近一樣。
鄭國的北麵與衛國劃黃河而治。在該河段的鄭國一側，有一個天然的優良渡口名叫製邑，據說周穆王曾在那裏關過老虎，所以又別稱虎牢關。背靠黃河天塹且扼守虎牢關隘，可以幫助鄭國減少來自衛國的威脅，從而集中精力向東、南擴展。
鄭國的南麵是南陽盆地和淮河流域，這裏分布著南申國和許、胡（春秋時代同時存在兩個胡國，此處指姬姓胡國，後文另有歸姓胡國）、蔡、息等小國，南陽盆地往南是一群被稱為“漢陽諸姬”的姬姓小國，再往南就是超級大怪獸楚國。
因為有了漢陽諸姬的緩衝，楚國的爪牙一時半會伸展不到南陽盆地，所以鄭國在刻意與南申國結為姻親（《史記》有載：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薑）後，可以有充足的時間和空間來實施遠交近攻政策，將許、胡（姬姓胡國被鄭國吞並，故後文中的胡國專指歸姓胡國）、蔡、息等國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
鄭國東麵的安全形勢相對較差，這個方向大國林立，自西向東排列著宋國、魯國和齊國等。
其中，宋國與鄭國幾乎是比鄰而居，這樣的地緣結構也造成了鄭、宋兩國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期內，成為了爭霸中原的主角，打鬧個不停。
但是，有一點不得不提醒大家，宋國是殷商遺屬的封國，曆來就屬於周王室高度防範戒備的對象，且其地一馬平川，無險可據，就天然資質而言，它的綜合競爭力不如鄭國。
之所以要詳細介紹鄭國所處的區域環境，是因為它不僅決定了鄭國的興衰成敗，而且也牽引著春秋初期中原格局的走勢。
春秋初期，周王室衰落，以周禮為基礎而確立的政治秩序正在經曆深刻的變化。天下諸侯名義上雖然接受周王室的節製，但實際上強大的諸侯周王室控製不了，弱小的諸侯周王室也保護不了。這就為一些有能力、有想法的諸侯創造了包括吞並和羈縻小國等形式在內的擴張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