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之下，鄭莊公隻得把京城交付給了公子段。
母子倆的這一輪交鋒結束後，大夫祭足憂心忡忡地對鄭莊公說：“按照禮法規定，就城垣的大小而言，大型都邑不能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中型都邑不能超過五分之一，小型都邑不能超過九分之一。如今，京城的大小不合法度，將會給國家造成嚴重的隱患。”
祭足的意思很好理解，都邑越大，其收取的錢糧和管轄的人口就越多，該都邑也越有與中央抗衡的實力，如果采邑之主圖謀不軌，必定會成為中央政府難以拔除的心腹大患。
祭仲這個人很不簡單，即便把他放到世界曆史的範疇中去考量，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傳奇人物。因為他一生為官六十餘年，位極人臣（官至執政大夫，居百官之首），前後輔佐過五位鄭國君主。
祭足之所以能長青不倒，絕非偶然，譬如他對鄭莊公發出的關於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警告，就極具前瞻性。
何以證明？拋開公子段日後作亂的情節不說，我們選取一個史稱“曲沃代翼”的曆史典故來參照一下。
就在鄭莊公即位的兩年前，晉昭侯把他的叔叔公子成師封到了一個叫曲沃的地方。如同京城之於新鄭一樣，曲沃的轄地也比國都翼城大，公子成師依仗著資本雄厚開始造反，曆經祖孫三代，前後花了六十七年時間，一連殺了六位晉國國君，終於改變了晉國國君的血統（從晉昭侯的子孫轉成了公子成師的子孫）。
麵對祭足的警告，鄭莊公無可奈何地說：“這都是太後的主意，我有什麼辦法？”
祭足不以為然地說：“太後的欲望，怎麼會有盡頭？您最好是早作打算，勿使公子段的勢力過度滋蔓，否則局勢就會失去控製。”
鄭莊公若有所思地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你等著瞧吧！”
這句話讓祭足突然領悟到了什麼。
公子段駐守京城，自此又號京城太叔。和名頭與日俱增的，還有野心。不久，鄭國西部和北部的方麵大員就收到密信，太叔要求他們暗地裏接受京城的節製。
太叔並非鄭國的法人代表，卻想要僭行黨政首腦的職權，這是典型的造反行為。
以常理度之，接到密信的那一刻，方麵大員們應該是懷揣密信，連夜進京，舉報請賞才對。
可是，方麵大員們對此事的理解更進了一個層次，太叔以嫡次子之尊駐守重鎮，兼有太後撐腰，日後通過非正常途徑提拔為國君的可能性相當大，既然如此，何不早日向太叔表明心跡，也好為自己的將來鋪個進身之階呢？
拉攏地方的實權人物，隻是太叔籌劃造反的一個剪影，我查閱不到太叔受封京城的具體時間，但可以確定的是，直到公元前722年之前，太叔和鄭莊公之間沒有公開翻臉。這也就是說，為了一舉推翻鄭莊公，太叔做了充分的準備。
事實上的確很充分，此時京城以北包括製邑在內的廣闊土地都已經處在太叔的實際控製之下，鄭國隱隱呈現出了南北分治的局麵。
眼見太叔整治城郭，積聚糧草，修繕兵甲，訓練軍士，一天天坐大，大夫公子呂忍不住了，憤然對鄭莊公說：“一國不容二主，您到底打算怎麼辦？如果打算把國家交給太叔，那請您放我一條生路，讓我早點去侍奉他；如果不打算把國家交給太叔，那請您早點鏟除他，免得臣民們胡思亂想。”
鄭莊公似乎有些麻木，反問道：“太叔並非罪惡昭彰，怎可誅殺？”
這句話很是耐人尋味，太叔罪惡尚未昭彰，不可誅殺；罪惡倘若昭彰了呢，殺還是不殺？
就此前的作為來看，鄭莊公是個不折不扣的庸君。太後幹政，他唯唯諾諾；兄弟造反，他視若不見。連我都忍不住想要上去呸他一口：瞧你這傻不拉嘰的草包樣！
公子呂估計也有上去呸一口的衝動，礙於君臣名分，打起十二分的耐心繼續說：“可以動手了，如果太叔的勢力繼續發展，隻怕會有更多的士民歸附他。”
鄭莊公反過來安慰公子呂說：“不要害怕。沒有正義就不能團結人，實力雄厚，隻會導致分崩離析。”
公子呂聽得雲裏霧裏，這都什麼時候了，還在唧唧歪歪地談這些沒用的大道理，非要人家把刀架到脖子上你才清醒嗎？也罷也罷，你自己要尋死，可別怪我當初沒提醒你。
然而事實證明，大家都沒能理解鄭莊公話中欲擒故縱的真義。鄭莊公其實是想說：任太叔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等到天下人都看清太叔的錚錚反骨後再明正典刑，屆時誰還會說半個不字？
公元前722年夏，自以為萬事俱備的太叔與武薑密議裏應外合攻打新鄭。鄭莊公有如神助，竟然探聽到了太叔起兵的日期。這一次，他展示出了雷厲風行的氣質，立即令公子呂率兵車兩百乘，搶先攻打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