掙脫男權社會樊籬的女性
中國電影評論
作者：曹偉偉
趙薇導演的處女作《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是新時代女性導演對女性主義的重新闡釋和發展。她的作品已經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目光和讚賞，票房的號召力毫不遜色於男性導演。從2013年4月26日在全國公映截止到5月29日，票房已過7億，成為女性導演電影票房的最高成績。這部電影的成功不僅僅是導演和演員的強大號召力，而是因為這是一部超越了一般青春愛情文藝片的男性視角，使影片擁有一種自省式的女性主義氣息，並且以女性主義的視角成功的塑造出多元化的女性形象。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這部 電影已經是完全意義上的女性主義電影， 導演趙薇正逐漸將女性從“男性他者”無處不在的目光中剝離，堅持站在女性的立場、以女性的視角看待女性的行為。本身作為女性導演，因其相對於導演界人數上占優勢的男性導演而言，具有男性導演所無法親曆的女性生命體驗，所以女性導演具有男性導演不同的女性視角和女性情懷。[1]導演趙薇對現實個體的生命、成長、困境有著自己獨到的思考和理解，用自己的聲音去表達，或大膽直接或細膩婉轉。 她站在女性角度上思考問題的方式、對女性命運的深切關注以及對女性角色的不同認識才使這部電影中的女性角色呈現出多元化的性格特征和不同的人生命運，打破了男尊女卑的社會常態，使女性擺脫“他者”身份，塑造出多元化的女性形象；打破理性假定，掙脫出男權社會的樊籬。
一、打破男尊女卑，努力擺脫“他者”身份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女人“是相對於男人來定義和區分的，而不是男人相對於她來定義和區分；她是偶然附帶的，是同主要者相對立的無關緊要者。他是主體，他是絕對，而她則隻是他者。”[2]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波伏娃認為，女性之所以為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後天才形成的，是作為男性中心文化（菲勒斯）的“他者”被建構的，扮演著父權製社會對她們規定性身份。在《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導演努力使女主人公擺脫“他者”身份，走向真正的自我，恰如其分的顯示出女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和男人平等的，通過塑造出與男人平等的女性形象來，凸顯女性的地位。
電影中，像鄭薇這樣的女性撕去了在男人眼中的華美或含蓄或典雅的麵紗，坦蕩蕩的宣告自己的愁與恨，愛與憎，旗幟鮮明的表達了自己決定自己的選擇的意願。鄭薇跟男人一塊打牌，一塊喝酒，並且被同學冠以雌雄同體的名稱，被女同學說成為了追求男生在學校鬧得沸沸揚揚而丟女生的麵子，但她毫不在意這些流言蜚語，依然堅持追求自己想要的愛情、生活。對陳孝正的愛深刻濃厚，對許開陽大膽的拒絕，無不表現出鄭薇在追逐自己的愛情時的勇敢，在追求自己的幸福的道路上，是那麼真誠、執著。在林靜消失後她選擇了陳孝正，在陳孝正放棄她以後，她也沒有對陳孝正死纏爛打，在林靜再次出現後，她提出讓林靜娶她，然而在得知林靜傷疤的來源後，她發現林靜並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十分的愛她，而用“摸著石頭過河”來形容她們的愛情，而對林靜死纏爛打的女生讓心質細膩的鄭薇感覺到那個女孩子才是全心全意用生命去愛著林靜的人，她毅然決然的選擇離開，她想要的是全心全意，她想要的是在愛情世界裏麵的問心無愧。在陳孝正再次出現以後，她看到了一個麵目全非的陳孝正，他的到來，他的麵目全非恰巧澆滅了鄭薇心中的愛情。在陳孝正提出跟她重歸於好的時候，她沉默了，電影結局沒有明確的答案說她選擇了誰，而這恰恰就是答案，因為鄭薇是個獨立的女性，她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不會僅僅為了得到而放棄了自我。鄭薇擺脫“他者”，恢複真正自主的自我身份，而不依賴任何男性存在，最終選擇自己想要的方式。
雖然朱小北是假小子的形象，而她也是在努力的掙紮著擺脫“他者”身份。朱小北理著一頭短發，像個男孩子。像男孩子一樣愛打籃球，像男孩子一樣去爬樹。她用短發、打籃球、爬樹這種種男性行為來掩飾自己的少女情懷。在拉康的性身分定位理論中提到“性身份定位是人潛意識地“選擇”自我，決定自我采取男性的生存方式還是女性的生存方式的過程。[3]在一個男女還不是完全平等的時代裏，朱小北選擇以男性的身份生存，即便如此她還是沒有完全擺脫自己作為女性的被歧視。當朱小北去商店買東西的時候，被人冤枉偷了東西，還要被搜身，朱小北雖是男性身份存在，但是依舊掩飾不了她作為女性的弱小，如果朱小北是個人高馬大的男生或者是瘦弱的男生也不會得到如此的待遇。朱小北聲嘶力竭的呐喊著：“這是你們對我人格的侮辱！是對我人權的踐踏！” 她的呐喊非但沒有起作用反而使對方變本加厲，最終導致她的爆發——砸超市。當她把凳子砸向遠處的玻璃時，心中的憤怒被徹底的釋放出來。雖然這一行為最終使她被開除，並且在表麵上看，這是一個悲劇式的人物，其實她在追求作為女性的權力，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中扮演了一個值得大家深思的角色。她努力使自己成為主體並擺脫男性“他者”的願望，具有了影片中其他男人身上不具有的勇敢、獨立，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而敢於犧牲的精神。這種精神正好和林靜、陳孝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麵對事情時的懦弱和逃避，使得這一“假小子”的女性形象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不再是表麵意義上的“他者”，而是成為了真正的女性主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