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朋友?男朋友》：青春外衣掩映下的政治與自由
中國電影評論
作者：董蘊
台灣的青春電影《女朋友·男朋友》以宏大的格局與視野有別於新世紀以來台灣其它的青春電影。故事從風起雲湧的80年代，一路講到現代2012，猶如一場青春對於台灣政治與自由的追問和追溯，本文將從以下三個方麵進行解讀。
一、威權符號的青春魅影：教官
熟悉台灣青春電影的朋友一定對於片中教官的形象印象深刻，這是台灣校園區別於大陸校園的獨特青春記憶。《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藍色大門》、《九降風》、《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等電影都不約而同地出現教官元素，相比之下，《女朋友·男朋友》則更加突顯了教官對學生身體與思想的雙重壓製，擴大了教官的政治角色與負麵痕跡。
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對台灣人民灌輸“反共複國”的思想，在這樣的曆史創痛中，教育體製衍生出教官這一統治機器性質的符號。受過軍事訓練的軍官派駐校園，“這類本不屬於教育體製內的怪異人物以體罰和訓罵作為維持自己學校秩序守護神的角色，時刻提醒著人們一種權力意誌的存在。”[1]成為青春時光如影隨形的黑色旋律。
楊雅喆在《女朋友·男朋友》中頗為巧妙地呈現了教官的校園控製力。片中故事發生的上世紀80年代，規定男生理三分頭，女生齊耳短發。在校園男生發型清一色的短寸中，王心仁的發型顯得尤其突兀，其實，中間那一痕跡是教官的“傑作”，但是頑抗蓄發的王心仁並不以為醜，而是倔強地捍衛殘存的長發，以此來標識他對抗威權的桀驁勝利。戒嚴時期，全台灣實行報禁，隻允許官方聲音的存在。學生自辦的校刊就更成為教官嚴查的對象：審閱內容、刪除“靡靡之音”、嚴查“有毒思想”。但俗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許神龍、王心仁、林美寶們就從塗鴉、裸奔、藏頭詩到令教官不知所措的朝會突襲展開一場青春的反抗。除此之外，亦有藏在地攤底層，以“自由”、“民主”與“時代”為名的各種政論刊物的地下交易，教官隻想在校園中豎起禁錮的圍欄，卻完全不知學生早已從其它渠道獲知更多的思想火苗，有形的圍欄攔不住時代無形的潮流。
回到影片開頭的21世紀校園，陳忠良一出場就要麵對教官的質問：“有時候學生的偏差行為是來自於家庭背景的問題。”直到電影結束我們才能明白為什麼“資料上顯示你是她們的哥哥”，明白1980年代的校園反抗與21世紀校園反抗的連結，無論是在哪個年代，校園裏始終都有著教官的存在。但無論在哪個年代，又都有著相同的反抗力量、相同的追求自由的青春出口！隻因“我們是浪，眼淚都從海裏來；我們是花，有著相同的芬芳。”
二、禁忌愛情的亞文化書寫：“同誌”
若把台灣同誌電影放大在亞洲/華語同誌電影文化中來閱讀，其豐沛的創作能量與觀眾另類的高度接受，已然成為次文化中的主流。尤其是突出表現在台灣青春電影中，從90年代的《美麗在唱歌》、《青少年哪吒》、《愛情萬歲》到新世紀的《藍色大門》、《盛夏光年》、《十七歲的天空》、《刺青》、《渺渺》等都涉及同性戀這一亞文化的書寫。
楊雅喆獨具匠心地在《女朋友·男朋友》中設置了有著強烈對比的一顯一隱同誌角色：奔放顯性的許神龍和悶騷隱性的陳忠良。單從二者的名字就能窺知導演的用心：許神龍暗含開放灑脫之義，陳忠良則象征傳統隱忍。許神龍是中正高中的校刊編輯，他的纖細、美人尖、娘娘腔、內八字無一不顯示其陰柔氣質，但他卻敢於在校刊上登出禁忌文章和圖片，他的血性與骨氣衝破他陰性的外在特質，奔向自己想要的自由。故事發展到1997年秋，一開場就是他前衛夢幻的同誌婚禮，與老公在眾友前大方親吻，如此開放的公開自己的性向，其實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一如校園時期的自己在成年之後繼續做更自由的自己。楊雅喆對許神龍大膽的角色塑造恰如其分地反襯了林美寶、陳忠良、王心仁之間的曖昧和矜持，使其成為他們迂回感情路無法直視與麵對的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