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中女性的自我救贖/成長之路
文化藝術
作者：宋戈 吳琰
華語作家中，可以說嚴歌苓的幾乎每一部小說都頗有質量，因此被頻頻改編為影視作品。而在嚴歌苓眾多被改編的作品中，《金陵十三釵》也許是被誤解得最深的一部（書中玉墨沒有跟洋人發生關係，張藝謀讓他們發生了；僥幸逃生的教官和士兵沒有機會痛快殺敵，張藝謀讓他們去殺敵了；那群女學生沒有被強奸，張藝謀讓她們中部分人被強奸了），實際上，這部小說最終想要完成的交流是，在一個艱難選擇的悖論基礎上，指出女性艱難的自我救贖和成長路徑，即從分裂/排斥到融合/認同。
一、倫理悖論
小說與其說講的是南京大屠殺，不如說是在南京大屠殺這個極其殘酷的背景下探討那個著名的倫理悖論，即一條鐵軌上綁著一個人，另一條上綁著三個人，火車不能停，但可以改變方向，你選那條鐵軌？這是數量層麵上的，小說變了個花樣，數量一樣，都是13，但所謂的高低貴賤不一樣，讓神父去選。 且看小說中一段關鍵的文字：“當英格曼神父從十字架前麵站起來，思維和知覺一下子遠去，他知道自己處在虛脫的邊沿上……他將要說的和做的太殘忍了，為了保護一些生命，他必得犧牲另一些生命。那些生命之所以被犧牲，是因為她們不夠純，是次一等的生命，不值得受到他英格曼的保護，不值得受到他的教堂和他的上帝的保護。他被迫做出這個選擇，把不太純的，次一等的生命擇出來，奉上犧牲的祭台，以保有那更純的，更值得保存的生命。是這麼回事嗎？在上帝麵前，他有這樣的生死抉擇權，替上帝做出優和劣的抉擇？……”[1]
那麼，在這一悖論的基礎上，到底《金陵十三釵》最終想要表述、想要交流和探討的最核心的思想究竟是什麼呢？
二、女性的主題
在“為什麼你所有作品的主角幾乎都是女性？”這個問題上，嚴歌苓回答道：“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品，其主人公都是女性，《紅樓夢》、《安娜卡列琳娜》……因為女性是這個社會的非主流，女性是比較邊緣的，邊緣的人物比較多變，變數很大，比較情緒化，這都容易造成小說裏麵有色彩的東西。”
嚴歌苓作品中最濃鬱最絢麗的色彩即是女性主義的色彩，其小說大多以時代中的女性為主要觀察對象，或者以女性視角為觀察和描繪的角度。
《金陵十三釵》的女性主題意味也是明顯的——也許曹雪芹的“金陵十二釵”實在太有名了，她大筆一揮就定了書名，更有可能的是，她就是想在曹雪芹“十二釵”所表達的女性的情、思、命運的基礎上，再與讀者交流一點關於女性的什麼。這一點“什麼”的外化，也就是“十二”再多出一個“一”。
十三個肮髒低賤的妓女與十三個純潔美好的女學生，這對應關係絕非偶然，下文中也將會出現幾組一一對應的關鍵詞，從中可以剖析出小說隱秘其中的對女性前途的無奈歎息和在歎息邊緣之上的超越了宗教拯救的自我打撈和救贖。
三、侵略與淩辱
可以說，嚴歌苓將女性主題置於戰爭背景之中，非但不是對女性主題的削弱，反而是一種巧妙的反襯和“互文”。以戰爭、人生之殘酷反襯女性之柔弱無助，同時， 一國對他國的侵略，一國對他國國格的踐踏和暴力，其終極體現是一國男性對他國女性的淩辱，這兩者在性質上是極其相似，不僅是在物質/肉體上，更是精神上的摧殘和破壞，因為國土是有女性意味的，女性、母親是其一以貫之的象征。
小說在寫到日軍少佐的心理時，加上了一句概括性的結論：“作為戰勝者，若不去占有敵國的女人，就不算安全地戰勝，而占有敵國女人最重要的是占有敵國女性中最美的成分——那些少女們。”[2]嚴歌苓在談及此小說的創作時也曾說，“戰爭中最悲慘的犧牲總是女性。女性是征服者的終極戰利品。女性承受的痛苦總是雙倍的。並且無論在何種文化裏，處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聖潔，而占領者不踐踏到神聖是不能算全盤占領的。這就是男性遊戲——戰爭致於女性的悲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