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侄部
曰諸父、曰亞父，皆叔父之輩；曰猶子、曰比兒，俱侄兒之稱。
亞：次。
叔：稱呼跟父親輩分相同而年紀較小的男子。
叔父：父親的弟弟。
東漢?劉熙《釋名?釋親屬》：“父之兄曰世父，言為嫡統繼世也。又曰伯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之弟曰仲父。仲，平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之弟曰季父。季，癸也。甲乙之次，癸最在下，季亦然也。”
猶：如同，好像。
《隆中對》：“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比：並列、挨著、接近。
《核舟記》：“其兩膝相並者，各隱卷底衣褶中。”
侄兒：弟兄的兒子，同輩男性親友的兒子。
阿大中郎，道韞雅稱叔父；吾家龍文，楊昱比美侄兒。
道韞：即晉代謝奕之女、謝安的侄女謝道韞，是王羲之之次子王凝之的妻子，當時有名的才女。
阿大中郎：謝道韞稱自己的叔父為阿大中郎。
《晉書?列女傳?謝道韞傳》：“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謝）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初適凝之，還，甚不樂。（謝）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賢媛》：“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子魚注：謝道韞出身名門，係東晉安西將軍謝奕之女。王謝世家，在魏晉時期是響當當的字號。在門閥林立的東晉，王謝兩門自視極高，婚嫁出了入宮攀龍附鳳之外，其他都隻在兩族之內進行。
有一次叔父謝安問謝道韞：“《毛詩》何句最佳？”謝道韞答道：“莫若《大雅?崧高》中‘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謝安稱讚其有雅人深致。又有一次，謝家舉行家宴的時候，天上忽然下起雪來，謝安問飄飄大雪何所似？謝朗說：“撒鹽空中差可擬。”謝道韞的回答勝其一籌：“不若柳絮因風起。”謝安大悅稱善。
謝道韞後來嫁給了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一次回家探親，怏怏不樂的神色被叔父謝安看在眼裏，問她：“王凝之是名門望族，也算是個青年才俊，何至於如此不快？”謝道韞悵然：“一門叔父中有阿大中郎，兄弟們中也有‘封胡羯末’四大才子，但沒想到天底下還有王凝之這樣的人！”
“阿大中郎”、“封胡羯末”是謝道韞在數說本族中的英才。封是謝萬的之子謝韶的小名，胡是謝據之子謝朗的小名，羯是謝道韞的親哥哥謝玄的小名，末是謝川的小名。
而謝道韞的丈夫王凝之是王羲之的二兒子，工於草隸，並先後曾任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雖也非庸才，但相比謝家諸子則要遜色許多。王家世代信奉張氏五鬥米道，而王凝之更是一個狂熱的五鬥米教教徒，整天隻會對著天師牌位焚香禱告，估計沒心思和謝道韞談詩論文花前月下，因此謝道韞才會悵悵然說出“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這樣的話。）
（子魚注：五鬥米道的創始人是沛國豐人張陵，大約創立於東漢順帝時。
張陵，字輔漢，道教徒稱之為張道陵、張天師、正一真人、祖天師等。東漢時沛國豐【今江蘇豐縣】人。生卒年不詳，據《後漢書?劉焉傳》說張陵於漢順帝時在四川鶴鳴山學道，造作符書，以惑百姓。《三國誌?張魯傳》的記載與之相同。明代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撰《漢天師世家》說張陵生於漢建武十年【公元34年】正月十五日夜，死於漢桓帝永壽二年【公元156年】，“在人間者一百二十三年”。
關於張陵的生平，正史記述十分簡略。據《漢大師世傳》記載，張家的八世祖為文成侯張良。張良在秦末曾隨漢高祖打天下，後棄官“學辟穀，導引，輕身”之術。張陵的父親亦好神仙方術，自稱“桐柏真人”。
五鬥米道創立之時被稱為“米巫”。主要流傳於巴蜀一帶，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為經典。教人奉道悔過，用符水咒法治病，廣收徒眾，宣稱人得道意，便得長生。五鬥米道最大的特征是入道者要交米五鬥，或病者請醫也要出米五鬥。入道後稱鬼卒，久者為奸令，能講授《老子五千文》者為祭酒。後人稱張陵為天師，其子張衡、孫張魯被稱為係師、嗣師。以“治”為宗教組織，雖沒有嚴格的清規戒條，但也規定“不得淫盜”，“不得飲酒”，“春夏禁殺”，對犯忌的，也有處罰的規定，隱瞞小過，罰修路一百步，犯了法，說服教育三次後，不改再犯者，然後施刑。儀式有三類：一是經常儀式，靜室思過；二是請禱儀式，稱“三官手書”；三是祭神儀式。張陵之後，傳播五鬥米道的主要有張修【巴郡人，五鬥米道一支】和張魯。其中特別是張魯，他占據漢中，設義舍，建立“*****政權，統治漢中近三十年，直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投降曹操。——摘自史仲文、胡曉林主編《中國全史》）
吾家龍文：北魏時人楊昱稱讚他的堂兄弟楊愔為吾家龍文。（子魚注：《北史》記載，楊昱稱讚從兄弟楊愔為“吾家龍文”。楊昱乃楊椿之子，楊愔乃楊津之子，楊津與楊椿乃是兄弟。“楊昱比美侄兒”並不正確。）
《北史?楊愔傳》：“（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裏外。’”
烏衣諸郎君，江東稱王謝之子弟；吾家千裏駒，苻堅羨苻朗為侄兒。
王謝：晉代大族王導、謝安的子弟都住在烏衣巷，被稱為“烏衣郎君”。
唐?劉禹錫《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明?張岱《夜航船?倫類部?子侄?烏衣子弟》：“晉王氏子弟多居烏衣巷，一時貴盛。人稱之曰烏衣子弟。”
千裏駒：前秦皇帝苻堅曾誇獎他的侄兒符朗為千裏駒。
《晉書?載記第十四?符朗傳》：“符朗，字元達，（苻）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嚐目之曰：‘吾家千裏駒也。’”
明?張岱《夜航船?倫類部?子侄?千裏駒》：“苻朗，苻堅從兄之子，堅常稱之曰：‘吾家千裏駒也。’”
竹林叔侄之稱，蘭玉子侄之譽。
竹林七賢：中國魏晉時期七位名士的合稱，包括魏正始（240年-249年）年間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阮鹹。他們常集於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稱竹林七賢。他們大都崇尚老莊之學，不拘禮法，生性放達。
（子魚注：“竹林七賢”大都“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
在政治上，嵇康、阮籍、劉伶對司馬氏集團均持不合作態度，嵇康因此被殺。山濤、王戎等則是先後投靠司馬氏，曆任高官，成為司馬氏政權的心腹。
在文章創作上，以阮籍、嵇康為代表。阮籍的《詠懷》詩82首，多以比興、寄托、象征等手法，隱晦曲折地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罪惡，諷刺虛偽的禮法之士，表現了詩人在政治恐怖下的苦悶情緒。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以老莊崇尚自然的論點，說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自己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其他如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劉伶的《酒德頌》，向秀的《思舊賦》等，也是可讀的作品。《隋書?經籍誌》著錄山濤有集5卷，已佚。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劉伶、阮鹹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嵇康、阮籍、劉伶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鹹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後出仕，投靠司馬師，曆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後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曆仕晉武帝、晉惠帝兩朝，至八王亂起，仍優遊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朝廷所不容，最後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王戎、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後各散西東。）
（子魚注：在世人的心目中，“竹林七賢”這個名號，其認知的深度和廣度，無疑大大超過了“正始名士”。就思想發展史角度而言，“竹林七賢”繼“正始名士”之後，在曆史舞台上也有著出色的表演，彈奏出一曲時代的強音。如果說，王弼、何晏所彈唱的“正始之音”，是以“名教本於自然”為主調的話，那麼，“竹林七賢”卻在此音符上，唱出了要“越名教而任自然”。這個主旋律，顯然是更為高亢和激越，從而更能振蕩著人們的心弦。
“竹林七賢”為魏晉之際七個“賢士”的合稱，他們是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以及阮籍的侄兒阮鹹。按《世說新語》下卷上《任誕篇》載，嵇康等“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他們經常聚會的地點，是在嵇康的家鄉河內郡山陽縣（今河南修武）。聚會的時間跨度，史無明文，大抵在魏正始之末和嘉平【正始、嘉平，皆魏齊王曹芳年號】之初，即約為公元249年至252年之間。當初，曾官至中散大夫的嵇康賦閑在家，而山濤、阮籍亦分別於正始九年和十年辭去官職，為作竹林之遊提供了機會。不久，“高平陵政變”爆發，改年號為嘉平。而在嘉平四年，山濤、王戎相繼出仕朝廷，阮籍重返京城的時間還要更早些。由於他們都在洛陽任職，要想“常集於竹林之下”是不容易的。因此，把“竹林七賢”聚會定在正始、嘉平之際的三、四年間，大概不會有多大出入。
一提起“竹林七賢”，人們莫不以為他們是一夥飄飄然的人物：枕青石，臥鬆崗，臨淵而嘯，曲肱而歌，又性嗜酒，善撫琴，好賦詩，喜玄談。真可謂是，放浪形骸，遨遊於山水之間；手執麈尾，寄情於流俗之外。恍恍乎若神仙之化身，淡淡乎與塵世毫無牽掛。其實，“竹林七賢”決非甘於寂寞的隱逸之士，而是一些才華出眾又有理想抱負的人。他們的思想與言行，莫不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密切相關；他們的組合與後來的分化，也都和政治態勢與個人實際緊緊相連。
“竹林七賢”所處的時代，正是曹魏政權的衰世，表現在政治上最突出的特點是：以司馬懿和他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為首的司馬氏集團，和以曹爽、曹髦等人為核心的曹氏集團之間，進行著一場明爭暗鬥的奪權與反奪權。經過長期間的衝突較量，司馬懿父子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並為後來晉武帝司馬炎篡魏建晉鋪平了道路。但不能忽略的是，司馬氏雖然在政治上取得了極大的勝利，而在道義上卻是一敗塗地。究其原因，是司馬氏公然踐踏了封建道德中的兩個最重要的標準——“正統”和“名教”。司馬氏為了竊掌曹魏實權，對曹氏集團的核心和主要的追隨者，實行了殘酷的屠殺鎮壓。
在“高平陵政變”以後的十一年中，司馬懿父子采用了種種殘酷手段，引爆了一個個本來可以避免的事件。司馬懿父子的做法，不僅使朝廷、地方正直的官員們為之側目，也為那些深受封建禮教薰陶的名士們瞧不起，認為是大逆不道卑鄙齷齪的行為。對於司馬氏和曹氏兩大集團的矛盾衝突，不少知識分子采取了觀望或回避的態度。而在嵇康、阮籍等人，則更多的是表現為憤慨與不滿，認為司馬懿父子一方麵進行著竊奪朝權的勾當，一方麵卻又高唱尊孔讀經和仁義道德，其本身就是對儒家綱常名教的褻瀆。於是，嵇康等七人便作竹林之遊了。
“竹林七賢”在同遊竹林之初，無疑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若以“高平陵政變“的時間計算，當時山濤已44歲，阮籍為39歲，嵇康26歲，向秀約22歲，王戎隻有16歲。劉伶和阮鹹的生年不詳，但比向秀、王戎的年歲要大。他們在一塊切磋“三玄”之學——《莊子》、《老子》和《周易》，以發言玄遠相互標榜，以不拘禮節假裝糊塗，以遨遊山水表示清高，因此時人稱之為“仙真”。但應該指出，他們同遊竹林的時間既不太長，也根本不存在什麼組織原則或行動綱領之類的東西。他們祖述《老》、《莊》，隻因為老子的無為之論，能為他們的處世哲學提供借口，莊子的適意逍遙可以緩解他們的不安與痛苦。他們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隻是由於司馬氏集團踐踏了封建禮教的尊嚴，因而在生活行為表現出違禮背俗和荒誕不經。在他們的思想深處，反而是將封建綱常名教奉為圭臬的。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一文中，曾就這個問題發表過很好的見解。他說：“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表麵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