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消逝的大列》談文學的悲劇意蘊
專題新作勁評
作者：王雪豔
在文學作品營造的審美想象空間中，人類精神生活中所凝結的複雜情感經過不斷地沉澱、發酵，最終升華成為穿越時代、種族、文化的情感訴求——悲劇的情感。這一情感的物質層麵的情感因素往往直接來源於人們的現實生活，在經過藝術的改造之後則演變為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精神存在。小說《消逝的大列》就是一篇圍繞著主人公張三等人的生活細節展開的故事，在他們的生活中突然出現的“大列”在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現實層麵幹擾的同時，也使得他們的生活軌跡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使得他們先後經曆煩惱、喜悅和懊惱的情感體驗。作者試圖通過描述社會生活中小人物的情感曆程，將人性深處的悲劇性情感宣泄出來。正是由於作者沒有將自己關注的視線局限於狹小的視域空間中，而是力圖在小人物、小角色的情感曆程中挖掘深層次的人性問題，才使得這篇小說完成了審美意蘊層麵的價值超越。
一、無法超越的悲劇人生
中國文學並不存在所謂“悲劇”的戲劇種類，但中國人的悲劇意識是由來已久的。筆者認為，誕生於東漢的《孔雀東南飛》可以被認為是中國古典悲劇的代表性作品，先民們在這篇作品中表現的對於男女情感的憂思以及或喜或憂的情感變換造就了它的悲劇意蘊。在現實生活中，悲劇的感情與人格價值體驗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的邏輯關聯是美學家們試圖解答的問題。當我們將這一問題延伸至文學中就會發現，“悲劇的感情不是專門指從單一方麵出發的那種情感，如僅僅是指喜悅，或者說僅僅是指嫌惡。它所強調的悲劇的感情是指上述這些喜悅或嫌惡情感的彼此融合的一種獨特的感情。換言之，悲劇的感情同時包含著喜悅和嫌惡，而且前者是通過後者而得以加深的，也就是說，喜悅是‘通過災難而被導向人的最深的深處’。”而中國現代小說所彰顯的悲劇性審美訴求更多地受到西方美學思想和西方小說創作模式的影響，作家們開始從集體性思維中解放出來。當他們逐漸意識到活躍在文學文本中的人物就是現實的投射，而這些人物的情感又往往成為人類審美價值訴求的最佳載體時，悲劇誕生的條件就初具雛形了。
在小說《消逝的大列》中，作者圍繞著大列的出現、帶來的驚喜、消失的悵然，展現了張三、李四、王五的情感變化。在他們的情感表達中暗含著無法超越的悲劇人生帶給自我的悲劇感，作者通過三個層麵的描寫為讀者詮釋了這一點。
首先，當大列第一次出現時，由於列車導致了張三接送孫子和運送秸稈被耽擱以及大列對於其他人的日常生活造成的負麵影響，使得他們的心中升騰起嫌惡的情愫。當三人聚集在一起時，這種情感在一瞬間達到了頂點，促使他們做出了向鐵路局反映問題的決定。其次，當他們意外地發現大列運送的是煤時，曾經的嫌惡情愫轉換為喜悅。再次，當李四和王五按照習慣去大列掃煤時，意外地發現大列已經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了。對比三個層麵的因素帶給張三、李四和王五的情感衝擊，我們意識到他們的情感經曆正好體現出人類情感中無法規避的悲劇性。而導致所有事情發生的直接原因是他們在考慮所有問題時都采用了現實的、功利性的評價標準，使得他們在做出人生選擇時並不是根據嚴密的邏輯判斷或是既往獲得的生活經驗。
發生在張三等人身上的事情並不是孤立的，它所反映的問題也是很多人在現實生活中所必須要麵對的。人們總是力圖使自己的生活充滿希望，因而刻意規避麵對死亡、痛苦、失落等悲劇性的人生場景。但生活卻難免將人拋入到種種悲劇性的境地中，而導致這一切發生的直接原因往往就是人們所力圖避免悲劇而做出的決定。就小說《消逝的大列》來說，張三等人希望大列從自己的生活中消失是因為大列幹擾到了他們的生活。同樣的理由又出現在大列真正從他們的生活中消失之後，由於無法再從列車上獲得煤，張三等人的生活又陷入到新的悲劇中。可見，人生的悲劇是無法規避的，這一點是人之所以成為人所無法真正逃避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