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過的道路
且行且吟
作者：鄧友梅
老朽八十有二，腦細胞退化，近老年癡呆，為少鬧笑話，少說錯話，正自令封筆，落得個自在，好友周明突然來電，要我寫篇稿子談談‘走過的路’。我說我已作了封筆決定，他說決定很好，但要寫完這篇再執行。友命難違，可是走八十二年的漫漫長路，回頭望去曲折遙遠，都找不出路口來了。從哪兒說起呢？
我祖籍是山東省平原縣，就是當年劉備當縣長時，發現有人刺殺他，嚇得從城牆下水道爬出去的那個平原縣。雖然劉備當了皇帝以後，在下水道口上雕了“龍門”兩字。可當地人民的生活難度一點也沒改變，闖關東成了改變生活唯一出路。我父親十一二歲時就隨著鄉親下了關東，在東北拉洋車時，被一個奉軍軍官叫去給他拉包年，給予士兵待遇，從此當上了東北軍。直奉戰爭隨奉軍進關，到了天津，在天津結了婚。奉軍返出關外時他開了小差，留在天津打工，所以我1931年出生於天津。在天津長到十二歲，上高小一年級時，我爹和日本工頭打架遭到追捕，全家就逃回了山東老家，我從這裏走上“人生之路”。
在老家要繼續上學，我村沒學校，姑母村裏有所小學。我就住到姑姑家上學。姑姑那村較大，東頭有漢奸據點，駐著偽軍和“區公所”，姑姑家和學校都在西頭，夜裏有穿便衣的八路軍和偵查人員來去。村人都熱情接待。但學校卻隻有初小一二三年級。老師聽說我已上五年級，在課堂上沒什麼可學的，就叫我幫著寫黑板報，看學生作業，他們從中輔導我。這些事都是在教師工作室做，我也就知道了他們在課堂外的活動。
我隻讀過4年小學，我讀小說是從看張恨水、劉雲若的言情小說和《十二金錢鏢》等武俠小說開始的。我11歲從出生地天津回到故鄉山東後，由於故鄉是抗日根據地，在黨的抗日救國號召和教育下，我12歲就參軍當了交通員。隻幹了一年就趕上精兵簡政，部隊發給我家40斤小米幾丈粗布，令我複員，並要我盡快離開老家，怕鬼子掃蕩抓住我。既是為了我的安全，也是怕我經不住考驗。我就到天津投親，從此流浪在天津街頭。碰上街頭有打著旗招工的，不講條件也不要鋪保，我見機會難得，求著人家把我收下，誰知拉上船就被送到了日本。幹了一年多。美國飛機把日本工廠炸毀了。沒活可幹，日本人又把我們送回中國，打算叫我們再在他們在中國的礦山上勞動。中國人回到中國後就有辦法了，我在幾個大工人帶領下就逃出工廠參加了新四軍。
我在天津流浪時，街頭有出租小說的。租一本小說一天才收幾分錢。我打零工吃飯，別的娛樂玩不起，隻有租書還租得起，就讀起了小說。為消遣讀書，又沒人指導，唯一的選擇就是好看。《薛仁貴征東》、《江湖奇俠傳》、《紅杏出牆記》、《舊巷斜陽》，碰上什麼看什麼。看著好看就看完，不好看第二天換一本。就這樣開始養成了讀書報的習慣。
在日本當牛馬，見不到中文書報。回國參加新四軍後，一開始在連部當通信員，見到書報真是如饑似渴。我當通信員，營長見我愛讀書挺高興，不光表揚我，到團裏開會時還專門上宣傳科替我找書，日本投降後部隊要把一些沒機會上學的小同誌送進學校去補習文化，營長搶先要了個名額，把我送進了根據地一所中學脫產學習。可我當兵當野了，穿一身軍裝跟人家老百姓孩子一塊坐在課堂裏念書，怎麼也坐不穩當。碰巧軍文工團排戲缺少個演小孩的演員，找了幾個孩子麵試，人們見我會說國語，臉皮又厚，而且是部隊送來代培的，沒有軍籍問題，一張調令我就成了文工團員。
小孩的戲不多，沒戲演時我管小道具——點汽燈，最多的是爬在幕後小聲念劇本給台上提詞。這樣人家演一個戲我等於念了一個劇本，念多了無意中受到了編故事、寫對話的熏陶。那時演的戲多半是小歌劇和秧歌戲，於是也學會合仄押韻。解放戰爭打起來後，文工團開到前線做火線鼓動工作，不能正式搭台演戲了，隻能在戰場作即興演出。行軍時部隊走路我們就站在路邊唱歌數快板。看到什麼要現編現演。我們新四軍文工團許多演員來自上海，成本大套地演戲是專家，可沒幹過火線鼓動，不會扭秧歌，更不會編快板，我就靠我提詞學來的本事試著幹。看見從路上走過來的是炊事班，我就打著板兒說：“炊事員真能幹，又做菜來又做飯。同誌們吃得香又香，又打鬼子又繳槍。”團長一看我比上海來的大演員還編得流利，以後除了點汽燈，還叫我參加編寫小節目。有回我數快板被前線報紙編輯聽見了，他說：“喂，你編的這段還不錯嘛。把它寫下來交給我好吧。”我說：“我會數，但有的字我還寫不出來。我說你記行嗎？”這樣我說他用文字記，他拿回去過兩天在報紙上印出來了。那位編輯又拿著花生、柿子來找我說；“這是你那篇快板的稿費。不過這稿子是我替你寫成文字的，還給你作了挺大修改，得咱們倆一塊吃！”這就是發表的處女作和拿到的第一筆稿費。
解放後，我從部隊轉業，調到北京文聯，在趙樹理手下工作。1951年我參加赴朝鮮慰問團的創作組，寫了一篇小說，趙樹理看了馬上拿在《說說唱唱》發表了。不久到了“八一”建軍節，趙樹理讓我再寫一篇小說作配合，我趕寫出一篇又發表了。從此我就往寫小說這行奔了。開頭寫一篇發一篇，我覺得當作家並不難。隻要有生活，再從理論上補充點知識就能闖出路來。於是我就加班猛補文學理論。這才知道寫小說首先要注意主題的思想性，考慮作品的教育性；要塑造典型人物，要體現時代精神……我這才知道寫小說還這麼多說道，於是就按這些規定去寫。說來令人傷心，從此寫的東西競寫一篇被退一篇，一年多的時間競一篇小說也沒發出去。我這才發現寫小說並不那麼容易，以前樂觀得早了點。
領導人趙樹理、王亞平等認為我雖有文學細胞，但文化根底太差。恰好中國作協開辦的文學研究所（後改講習所）第二期招生，便決定派我去學習。
當時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還是丁玲，這所就是她創辦的。丁玲同誌訪問蘇聯，蒙斯大林接見，斯大林問她：“中國有沒有培養作家的機關學校？”丁玲說沒有。斯大林說：“你參觀一下我們的高爾基文學院吧。”丁玲參觀後，才知道這是專門為有生活積累但缺乏正規教育的青年作者們創辦的學校。她覺得中國也有一批這樣的作者需要補課。回來以後向中央作了彙報。最後是毛主席點頭，建立了中央文學研究所，專收參加革命較早、寫過不錯的文學作品，但沒受過正規教育的青年作者。第一期學員有陳登科、馬烽、胡正、李若冰等。陳登科最為典型，這時他已發表了《活人塘》，這是可稱作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品。但這篇《活人塘》是被汪曾祺在整理退稿時偶然發現的。他看了覺得有意思，就拿給趙樹理看，老趙看了認為基礎很好，就親自動手修改，還替他重寫了個開頭。陳登科的小說雖然寫得不錯，可他那筆字比天書還難認。不光寫得草，還自己創造字。稿子裏有好幾處的“馬”字下邊都沒有四點。汪曾祺看著那稿子發愁地吸了半盒煙都猜不出念什麼，念“馬”吧，沒有四個點，前後句子也連接不上，不念“馬”應該念什麼呢？恰好康濯從他身邊經過。他叫康濯猜。康濯看了說：“我猜念‘趴’，馬看不見腿不是趴下了嗎？”寫信問陳登科，他說他創造的這個字就是“趴”。當時文學研究所收的就是這類人。
進了文學講習所後，我認真讀書，一天最少要讀十幾個小時的書。所裏規定如果不上課，每天閱讀書籍不低於5萬字，我每天都讀7萬字以上。所裏沒有專職老師，學哪一門就請哪一門專家來講。如講屈原，主要就請遊國恩講，學莎士比亞就請曹禺講。聽曹禺先生講課比看他的戲還有意思，非常精彩。但聽完回去自己寫起作品來，他講的學問卻一點也用不上。當時我和曹禺先生住同院兒，吃飯在一個食堂。有次回家，在吃早飯時我和他坐在一起。他問我大家對他講課有什麼反映？我說：“你講課大家很愛聽，但真的寫起來，為什麼都用不上？”曹禺先生說：“小鄧，我寫了一輩子，一講你們都用上了，我吃什麼呀？”我說：“您的秘訣不告訴別人，總可以傳授給我吧！”曹禺笑笑說：“說真的，作家的真本事都用在寫上，真要講，一個鍾頭就說完了，你們規定一課講兩個半小時，隻好一多半時間講廢話！”我又問：“那一個小時的要點是什麼呢？”他說：“一個小時也沒有，也就有15分鍾。其實15分鍾都用不上，就一句話：你想學著寫劇本，就背上三個劇本，背得滾瓜爛熟，背熟了再寫，就跟原來不一樣了，別的沒竅門。”我後來才明白他說的是實話，學寫作其實跟學騎自行車一樣，看人家怎麼騎你就怎麼騎，騎不好就挨摔，摔著摔著就會了。想學寫小說，就讀好小說，讀通了再寫，就跟不讀的時候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