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春秋
作者：岱峻
一
1945年的春風綠了成都南郊劉湘陵園的芳草，三年前，那位“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蜀中抗日名將劉湘就長臥於此。陵園內有薦馨堂、碑亭、旌忠門和石牌坊等祭祀建築，還有高大的柏鬆和低矮的萬年青，近旁有人工湖，湖邊飄拂著依依垂柳……風景幽雅的陵園，也引來貪玩好耍的成都人。陵園區溢滿歡笑，來自金陵大學的一百五十多位師生，在這裏舉辦歡送會，送別那個執教二十多年即將離任的老教授卜凱。金大是在1937年的戰火中從南京遷來成都華西壩的，也就是說卜凱隨同他服務的學校已在成都當了七年的難民。在中國，小說家賽珍珠是個很響亮的名字，卻鮮有人知道她的前夫卜凱。卜凱是一位成就極大的農業經濟研究學者，他在中國首創了農業經濟係。
歡送會的主持人是金大農經係係主任孫文鬱，他是卜凱的弟子，在談到老師像保姆一樣撫育了本係二十多年，行將離去時，聲音有些哽咽。卜凱的離別感言相對平靜，也許該說的話平時已多次說過，也許他怕大家的情緒過於低沉，他隻強調“希望金大農經係對農業問題的研究，要力戒空泛表麵，要更專注更務實”，就很快結束了談話。他戴一副墨鏡，但熟悉他的弟子們還是透過漆黑的鏡片看到了那雙若有所失的眼睛。金大農學院院長章之汶繼起致辭，他曆述了卜凱二十多年來在金大的業績，尤其是流浪中不棄不離隨校西遷，異地複校，艱難辦學的貢獻，並代表遠在美國的校長陳裕光表示感謝。最後，章之汶希望大家記住卜凱的囑托，“我隻希望在另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卜凱夫婦又會飄然歸來，不過，我們歡迎的會場不會在成都的劉墓，而是在山明水秀、壯麗巍峨的南京中山陵園”。
人們坐在草地上吃著餅幹，喝著紅茶和牛奶，紅茶的絲絲苦味仿佛內心的隱隱離愁……接下來的聯歡活動有獨唱、詩朗誦、猜謎語、對對子，真正讓大家感興趣的是有卜凱和章之汶、孫文鬱參與的“瞎子捉跛子”的遊戲。“瞎子”被_二張大毛巾蒙住眼睛，跛子單腳起跳另一隻腳不準落地。高大的卜凱當“瞎子”，他張開長臂，憑著對聲音的判斷，費力地捕捉不斷躲閃的人，他的表演認真得很滑稽，恰如他做學問的一貫態度。
卜凱二十多歲來中國，此時已滿頭華發，他所創辦的二十四周歲的金大農經係，已擁有研究生班、本科班、專科班和農村師範短訓班等完整的教學體係。五十三歲的卜凱有些倦意，但他終於見到了自己開創的學說在中國落地生根，鬱鬱成林。
1946年，卜凱離開了中國；金大也遷回紫金山下的南京。卜凱能不能踐約南京中山陵園的春天聚會，對未來誰也沒有自信。但誰也想不到，這一別竟成永訣。
二
卜凱全名約翰·洛辛·卜凱（John Lossing Buck），1891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州德徹斯縣快樂穀的一個德裔農戶。十九歲考進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同學中有胡適、趙元任、過探先、鄒秉文、呂彥直等中國學生。卜凱參加學長賴斯納發起的“中國研究俱樂部”，他對東方的文明古國產生了興趣，後來向長老會海外傳教協會提出到中國農業傳教的申請。
大學畢業後，卜凱如願以償來到中國。1915年他先在南京金陵大學強化漢語。金大與康奈爾大學是友校，這裏有他很多同學和朋友，正是這個原因奠定了他與這所教會大學的緣分。1916年他到安徽宿州開展農業改良與推廣工作，宿州位於皖北，接壤蘇魯豫三省，“扼汴水咽喉，當南北要衝”。最初，他每天騎自行車在鄉間搖晃，時而停下來幫農民幹活，慢慢與農民聊天，逐漸熟悉路徑、莊稼與民情。小麥是北中國的主要農作物。卜凱在宿州長老教會農場，試種從美國農業部要來的優質良種小麥，觀察在當地的適應性，然後再傳播給農民。卜凱還在教會中學舉辦蔬菜種植培訓班。盡管有語言障礙，農民對洋人奇事也很戒備，但卜凱並未灰心。
1916年夏，卜凱在廬山牯嶺度假，偶遇鎮江長老會牧師賽兆祥的女兒賽珍珠。他被這位比自己小一歲的高大豐滿美國姑娘所吸引。賽珍珠1892年出生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僅三個月大即被父母帶到中國。她的中國保姆給她講過很多“山海經”、“水滸傳”一類的故事，在她的血液裏灌注了中國文化的養分。稍大以後，她回美接受高等教育。因母病又重返中國，到鎮江擔任教會學校教職。她在《自傳》（My Several Worlds）中說：“我成長在雙重的世界，一個是父母的狹小、純潔的長老會信徒的世界，一個是巨大、充滿愛的、不那麼幹淨的中國人世界。當我生活在中國人世界裏時，我是中國人，說話、做事、吃飯、思想、情感和中國人一模一樣。”對這塊黃土地的深愛，是賽珍珠與卜凱的感情基礎，而那位高大英俊而有幾分刻板的德裔傳教士也著實讓她著迷。1917年5月30日他們雙雙走進教堂，經牧師禱告、獻詩和證婚，在人們的祝福中，兩人簽字、交換戒指、宣誓，完成了結婚大儀。
再回到安徽宿州的卜凱，身邊有了一個好翻譯。他開始走村串戶的農村調查，發給一些中小學生和青年調查表，請他們填寫，或代不識字的農民填寫，賽珍珠幫著逐一收回。賽珍珠還代丈夫跟中國各地的外國傳教士和牧師通信，請他們代為收集各地農村的情況。有時丈夫忙他的事，賽珍珠就和納鞋底、奶孩子、洗衣服的大娘大嫂嘮家常，邊聽拿個小本邊記。
穿境而過的淮河，使得宿州年年洪災，卜凱用當地小麥與引進的多個品種進行比較試驗，力圖培育出能抗澇的新品種，但這是個漫長的過程，教會農場的試驗經費跟不上。他在教會中學開設農業課程的建議又遭拒絕。據賽珍珠回憶：“一個憂愁的晚上，當這個問題似乎無法解決的時候，我建議說最明智的計劃可能是首先發現關於中國農業和農村生活的事實。”也許是枕邊風吹醒了卜凱：由外國人直接作農業推廣工作，或許不如盡快培養有知識有文化、有獻身精神的中國人。
天從人願。此時康乃爾大學校友、金大農林科主任芮思婁（J.H.Reisner）正好向h凱發出教書的邀請。1920年，卜凱攜夫人來到南京，在金大理學院二樓東南角的兩間小屋裏，開始籌建中國高校首個農業經濟專業。
卜凱擔任教授兼係主任，那時農經係隻有助教華伯雄一個兵。卜凱開出的課程有農業經濟學、農村社會學、農場管理學與農村工程學等四門課。1922年，崔毓俊以農經係學生的身份參加係裏的工作，邊讀書邊幫助卜凱計算和校對農業調查表。在華伯雄與崔毓俊那間擁塞的辦公室的地板上，堆滿了同學們陸續送來的調查表格。表格是英文的，一些名詞，需要卜凱親自講解，然後由華伯雄譯成中文。隨著調查材料的天天長高，他們已無法應付大量的計算、校對、整理和分析等工作。係裏又增聘了助理統計員林錫麟、徐才龍、楊樹凡等人。1923年以後，卜凱從康奈爾大學聘來華倫、路易斯、雷伯恩等六七位教授，還從英、美、澳、德等國聘請了氣象、土壤、食物營養、統計、人口、農村合作、農村金融、土地利用、農業史等方麵的專家。而卜凱自己的學生徐澄、孫文鬱、喬啟明、崔毓俊等，也很快撐起了農經係的梁柱。但他們明白，金大農經係所麵向的是整個中國，要收集整理全國各地的農業狀況統計數據，還勢單力薄。每個人還得像孫行者，拔出身上的毫毛，吹口氣，變出一大批“者行孫”。
卜凱這位“外來的和尚”，逐漸發現所傳的經書未必適合中國弟子。比如美國標準教材“農場管理學”是針對美國農場的，所分析的理想規模的農家農場是三百英畝（一千八百二十一畝），中國學生的農家概念卻隻是十幾畝至多幾十畝地。卜凱認識到教學必須從實際情況出發，而首要任務得摸清中國的家底。
在征得金大校長包文和教務長夏為思的同意後，從1922年夏天開始，卜凱對選修“農場管理學”的學生作了一項規定，要求他們必須回家鄉調查一百戶以上的農家經濟情況。當年就有陶延橋、畢汝藩、劉同欣三位同學完成了這項調查。一次，一孫姓同學發現崔毓俊在家鄉鹽山調查的表格上，一項農村長工的年工資是十六元；而當時金大農場工人年收入為七十二元。他認為崔毓俊的調查不可信，遂向卜凱報告。卜凱也頗為懷疑，遂請崔毓俊解釋。崔回答：北方農業工人工資不能與南方農業工人工資相比，更不能與南方城市農業工人工資相比；所調查的那家農戶付給長工的工資包括現金報酬和非現金報酬兩部分，十六元隻是現金，還有全年的吃住，以及提供的草帽、毛巾、肥皂等。卜凱無話可說。但1924年夏天他還是叫崔毓俊再回鹽山，選擇離城較遠的地方做第二次調查；他還專程從南京趕去鹽山縣，觀察崔調查的全過程。他看到崔毓俊向農民問問題的方法，以及想方設法獲取信息的手段，這才對崔毓俊有了信心。最後，卜凱還讓崔毓俊帶他前次調查過的村莊。午飯後，卜凱在大樹蔭下與農民閑談，他把崔毓俊調查的統計資料一一講給農民聽。從農民的反饋中，他才徹底釋然。
卜凱一麵防微杜漸，一麵積沙成塔。經過眾多學生長達八年的努力，到1930年止，農家調查共完成七省十七個地區二千八百六十六戶。最後，在助手的幫助下，卜凱將所有資料彙總，寫成《中國農家經濟》一書。英文稿完成後，太平洋學會總幹事康德利夫撥給印刷費付印出版，後由張履鸞譯成中文，193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用數據向世界述說不同於歐美莊園農場的自給自足的中國小農經濟模式。卜凱還證明，中國農業的問題，主要不在於農佃製度，而在於農業技術、田場管理的落後，完全可以通過農場管理的優化和農業技術的提高來解決。此書成了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經典。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和《劍橋中華民國史》的近現代農業和農村史部分，主要資料即來源於此。
卜凱更大的雄心是調查清楚中國的土地。機會總是賜給有準備的頭腦。1927年亞太地區非政府組織太平洋國際學會在檀香山開會，建議在環太平洋各國進行土地利用調查，中國是會員國。第二年冬，太平洋國際學會派員考察了金大農經係，雙方達成協議，學會委托金大農經係主持實施一項“了解農村社會現實而為農業改進提供依據”的土地調查，每年提供一萬美元的經費。卜凱承攬下任務，先將全國分為十幾個區，每區設一名調查主任，下有調查員數百人。卜凱將弟子喬啟明、孫文鬱、崔毓俊、應廉耕等“分封”各地，擔任調查部主任。各地情況有殊，但大多遭遇過兵匪搶劫、缺糧斷頓、染病倒床等種種威脅。參與這項工作的Enid Saunders Candlin，後來在美國出版了一本《牆上的豁口——舊中國的回憶》（The Breach in the Wall——A Memoir of the Old China）一書，內中寫到調查的過程：
年輕的地區調查員和各地困惑而又聰明的農民之間的問答：“你有多少頭驢子？”“多少頭豬？”“多少隻鴨子？”“多少個孩子？”“你冬天貓冬嗎？”“這個地區有多少土地用於墳墓？”等等。統計數據總是驚人地多變，可以有很多種解釋，卻要有比平常更多的因素需要考慮。為什麼一個理智的老農會回答一個素不相識的來自數千英裏之外的洋學堂的自以為了不起的小夥子的詢問？這所大學真正存在麼？調查者解釋說他們的回答將會被印在一部書裏，這部書將會使得大家改善耕作，變得更富裕。農民想，“真的麼？”“一個可能的故事。”很多農民懷疑這不過是個騙人的把戲，目的是為了從他們那裏獲得更多的稅收。完完全全地承認收獲的數額是愚蠢的，不理智的，可笑的，可能也是不幸的。至於關鍵統計數據，孩子，自然隻指男孩。大家都知道所有這些具體的問題，表麵上與實質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