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之靈》與“學問之道”
湖湘人物
作者：秦燕春
《草堂之靈》的作者楊鈞（1881－1940，字重子，湖南湘潭人），自號白心，晚號怕翁——這個怕字，即“白一心”二字合字。據說此“怕”非“恐怕”之怕，乃古意“儋怕”之怕（《白心草堂書畫金石引》），這一古意，出自司馬相如《子虛賦》中所謂“怕乎無為，儋乎自持”，正與“白心”原典出自《莊子·天下》而又能交通《管子》、釋典暗合。楊鈞與伯兄楊度，幼年均從學於湖南大儒王閩運，亦曾短期留學日本（1903－1906），於書畫、金石、詩文皆有高深的造詣和獨到的見解。其創作集結除《白心草堂詩》、《白心草堂書畫金石》之外，小品文集《草堂之靈》由嶽麓書社於1985年3月重刊。該書共十六卷，平裝一冊，收錄筆記二百六十則左右，約十七萬字。所記內容廣博，書畫、印章、碑版、詩文、鑒藏、名人軼事、收藏掌故、讀書筆記、三湘風俗……無所不及。
《草堂之靈》其書我購置甚早，當時即覺其文理清透明敏、斷製精審超逸、風格利落灑脫，均令人一見驚豔、再睹鍾情，書中對陳師曾、李瑞清、吳昌碩、齊白石等名家大家的書風畫風的點評刻剝，非藝事局外人所能見及。時隔多年之後，最近重讀，我依然慚愧於自己的無知與淺陋：雖業已“自我補課”淫浸古典學問有年，這本約略成稿於1928年（“序”楊自署時日為“戊辰十二月”、楊時年四十八歲）的不到二十萬字的薄冊，讀起來仍舊相當不輕鬆，因其遣詞用句、行文法度，更為其知識積累、見識高邁，時刻提醒你隻有自慚形穢。就詩文、書畫、金石、碑版等內容的權衡、品鑒、審問的高華明淨言，《草堂之靈》的確代表了一種“文化底蘊”在流風末世呈露了輝煌的傷感與最後的高度。
我對這一“問學”視角的關注，並非完全基於“藏拙”，不敢或不便對書中書畫金石部分妄發議論。楊鈞針對藝事與“學問”乃至師承與刻苦之間關係的認識與強調，其門人朱肇斡癸酉（1933年）秋撰寫《白心草堂書畫金石引》中，已經表露無疑：
二十年來，中國學風大交，知金石書畫者少，學金石書畫者更少。近來新人物，雜以西法，亦自命為藝術家，魚目混珠，以致中國原有之所謂藝，反晦而不明。中國之藝，以道為根據，藝進於道，才算成藝。藝不進於道，便不成藝。此種識解，絕非新人物所能夢見。中國之藝重在學。學是要有明白之師承與刻苦之功力。所以中國之學又重在師。尊師即是尊道。……古人說士先德行而後文藝，又說先器識而後文藝。孔子說講遊於藝，上麵還有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三層。
在《草堂之靈》中，類似文字在在皆是，而楊鈞本人的表述要雅飭整潔得多：
苟欲自立，仍在讀書，識出人群，文自驚眾，僅為詞客，亦複無聊。古人有言：“文以載道。”苟無其道，何必為文？王褒、班固、繼起雖難，苦學苦求，並非絕望。子長、子雲，一去不返，誠為天與，不可力求。荀、孟、莊、墨之文，永與目月爭光矣！（《貴識》）
此言恰恰出自一位天資過人的藝術家筆下。楊鈞並非不知“天才”之於藝事的重要，例如他看過梁啟超書法之後就勸譚澤闓今後隻寫文章莫寫字，其實書名不及乃兄譚延閩的譚澤閩天賦仍高出當時眾人。楊鈞本人於書也算天縱之才（例如年僅十歲即有“夢碑”臨池之遇，並就此一生“作字用長鋒”），因此他同樣特重“中國之詩文字畫”確有“天性在先，習學在後”（《天責》）的特異之處，才會“餘年十二，得見湘綺，遂知讀書之法，即拋名利之心，亦性使然，非強致也”（《僥幸》）。我這篇短文之所以關注“天才”如何茂鬱的“文化土壤”，蓋為當我們徒徒豔慕一個時代“清雅天成”，而厭惡另一個時代必然肮髒匝地的時候，實則需要深思熟慮的，正是這一“高識”的養成與獲得。天資之外，更關乎教育、製度、風俗、整個社會的群策群力。本文立意如此笨拙，另個原因則為“天性”在先故而多言無益、“習學”在後因此十駕有功，讀者當恕我“買櫝還珠”之謬也。而楊鈞本人，不僅六歲習字之後即筆不離手，其廣習北碑、遍臨漢隸用力之勤至於畢生所臨碑版多達五千餘通。
《草堂之靈》中直接言及“學問之道”者，數目相當可觀。例如：
學問之道，貴得名師。小道數載可成，中庸百年莫盡。（《斥小道》）
學問之道，固不可不博，然約字乃一生立足之地。約者，一以貫之之謂也，貫則為我有矣。（《訂例》）。
學問之道亦複如此，苟不得其道，雖窮年白首，仍立於門牆之外，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一得師友，即乘風破浪，逍遙乎無垠之域。（《感葉》）
學問之道不可欺人，一經識破。聲價全失。寧苦學而無成，勿騁異以自墮。凡自墮之由，多在名心，一發不收，自成騙術。故求學之人不可與時人爭勝負，不可向時人求美譽。高於時人乃極易事，其敝在驕矜；求當時名亦極易事，其敝在降辱。（《橫掃》）
學問之道，如探大海，得鯨者誇其雄才，得珠者矜其細密。而有時得珠者恨不得鯨，得鯨者恨不得珠。又有時得珠者笑鯨之龐然，得鯨者笑珠之眇小。是非不定，價值之乖，則有恃乎同探海者之考其勞逸也。（《風箏線》）
楊鈞清醒於自己處身的時代，因此書中時時流露“清邁自守、鼓動流俗、為末世楷模”（《張登壽傳》）的意思，他也因此做好了生前寂寞的準備：
人之學問，隻求為通人所敬，不懼為俗人所罵；人之藝術，隻求為行家所敬，不懼為外行所罵。
人之處世，要和光同塵，斷不可立異以駭俗。惟學問之道，則不可存一點客氣。因為學問是公的，不是私的。若學問也來客氣，則自己之人格損失極大。客氣就是失真。失真就是虛偽。（《白心草堂書畫金石引》）
“不客氣”、“不失真”、“不虛偽”，蓋為“膽生於識，識生於學”才有的裁斷，“下一義而泰山不移”不是冒昧草率更不是無端武斷，而隻能緣於“學一識”。楊鈞對“畫”有獨到的“價”之規定——這不是拍賣市場上的飄紅上榜，而是“立品”：“第一要筆筆數得清；第二要懸鋒直下、幹幹淨淨一筆；第三要無補筆；第四要無敗筆；第五要無亂筆；第六要無死墨；第七要無浮墨。”（《白心草堂書畫金石引》）
能做到如此筆下功力呈露，其中對人的心性學問的要求，已經毋庸贅言。置於《草堂之靈》全書末尾的《風箏線》一文，謂為作者自跋，又有何不可。我們就此得知“是書之名肇自己未”——己未即1919年、“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一年。雖然楊鈞自況“此書之出，本出無心，撲滿積錢，愈聚愈富”，作者深心何嚐毫無寄托。
與同哥哥楊度、姐姐楊莊一起，楊鈞曾被東北大學教授劉樸著《清文學史》稱為“湘潭三楊，承湘綺之正統”之一人，雖然他謙退文章未成、隻堪“偏安”。然而王間運生前即斷言這個弟子才是“吾黨之能開宗派者”。湘綺樓眼力過人老辣，“偏安”的楊鈞在《草堂之靈》中處處與已經過世的業師“商榷”詩文的意味顯得非常明顯與強烈，恰如其分的尊敬之外，“餘不守王”（《論七律》）的立場更為灼然：“餘於此論，不甚謂然”（《說枚李》）、“餘詩不受湘綺局縛，則可自信。亦由所學不盡從湘綺，故麵目稍異也”（《記誇》）……這在強調尊師的楊鈞的具體“品價”中，體現的正是“學問之道”的“不能客氣”、務必求真。《草堂之靈》中還記載了如下耐人尋味的一則問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