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
作者：劉淑玲
這麼快，潘旭瀾先生離去五年了，我相信他的生命已經化作了天上的星辰，而他的文字一定就是他留在人間的精魂：他樂為人師而絕不帶門閥之氣的教授風格，他具有憂患意識而又有智者尊嚴的散文風骨，他獨立不移充滿自由精神的學術研究，都可以在他的文字裏觸摸得到。2006年7月香港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潘旭瀾文選》（上、下冊）就是他的學生們為他精選的一部選集，其中包括了他傾注半生精力的杜鵬程研究的《詩情與哲理》，以及散落在報刊雜誌上的一些文字。閱讀這些文章，就是與他的靈魂對話。在這個越來越喧囂、躁動的世界裏，我個人以為這種對話是必要的精神療救。
一
潘旭瀾先生是知名教授，他有很多門下高足，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對其他學生的關愛。在潘先生的字典裏，永遠沒有狹隘的門戶之見，他是一位君子之師。他說：“古人有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我則說，人之樂在甘為人師。教師生涯，隻要肯付出，就會收獲友誼與快樂；即使清貧，也是充實而富有的人生。”他自己“一輩子像粒沙子，在好些個學校滾來滾去”。他的學生中，有小學生、中學生、大學本科生、碩士生、青年教師進修生，來華留學的高級進修生、博士生、博士後，潘先生很為自己如此齊全的“教曆”而自豪，一輩子為師並樂此不疲。課堂內外，他都把學生看做朋友，力求彼此之間平等親和，除了切磋學問之外，著重談為人處世。潘先生有一段話道出了他的為師原則：“我經常對這些年輕朋友說，做人比做學問重要，學問好而人品次那也是失敗的人生。做學問主要靠自己。我盡力幫助你們激發創造性思維和提出可供參考的治學方法。要力求拓展精神視野，在廣博的基礎上在一兩點上專深，不要急於求成才可能有大成。你們的觀念、方法即使與我很不同甚至相反，隻要有道理，我就認可或給予好評。學習是互相的，我也注意向你們學習，汲取新觀念新知識。”《論語》有言“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正因為如此，學生們也都對自己的老師“執弟子禮甚恭”。
我從來沒有入過潘旭瀾先生的師門，但是我又有幸得到他那麼多的關愛。把潘旭瀾先生認作老師，遠在我認識他之前。潘旭瀾先生的《藝術斷想》出版於1982年，那時我在遙遠的北方讀大學二年級，這本書給我打開的新世界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在此之前，文學在我腦子裏除了從小就熟練掌握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就是一團一團絢麗的辭藻。而我讀書的校園剛剛建起，百廢待興，所有的圖書都還留在千裏之外洋河灘上的舊校園裏，講課的老師也是從宣化城來了又走。雖然步入中文係，我的讀書生活一直是空蕩懵懂。《藝術斷想》成了我大學時代的個人“圖書館”，我在裏麵找到的文學教誨，勝過任何一本教科書。
一個嶄新的筆記本上，我曾記下過《藝術斷想》觸動我的第一段話：“感情越真切就越具體。那種‘我激情滿懷’，‘我憤怒萬分’，‘我深深愛上’，‘我心潮澎湃’之類的表白，如果不和真實而具體的事物聯係、結合在一起，那就不過是幹巴巴的空喊，即使加上十來個感歎號，叫破了喉嚨，也不能使人感動，隻能使人覺得是裝腔作勢而已。”這句話對我的啟示至今猶在。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成長的環境“硝煙彌漫”，文化已經被消解得無影無蹤，年輕的心隻有熱血很少斯文，我中學時代被不斷展覽的作文幾乎篇篇都充斥著“心潮澎湃”之類的情感。而潘旭瀾先生說，一切真切的情感都應該產生於具體、自然事物之中，來自生活深處的涓涓細流，他的這些話慢慢撫平了我那些狂熱而粗糙的文字，使它們安靜下來。
《藝術斷想》幫助我把思維的翅膀漸漸地展開，我開始為一首詩、一句話或者一個故事尋找它們的由來與歸宿。“文學概論”的課上講：“語言是可以直接表現任何生活現象的，無論實際生活現象或精神生活現象，凡是人們所能認識到的東西，語言都可以直接表現它。”那時的我，很長時間都為這句話困惑，覺得它無比正確，卻又虛無縹緲。《藝術斷想》中有一篇《以實寫虛》的文章，專門討論了生活中的虛如何經由語言而實，如《琵琶行》裏白居易是用別的幾種聲音來比喻彈奏琵琶的，是以聲音來寫聲音；《老殘遊記》就另辟蹊徑，以“實”的事物——攀登泰山，來比喻、描寫聲音，把音樂物質化、造型化，把時間的、作用於聽覺的現象通過空間的、作用於視覺的形象來表現出來。讀者通過這視覺形象，能夠在自己的想象中“聽到”王小玉的高揚婉轉的歌聲。潘先生細致、精到的分析，為我打開了一扇門。在我遠不知敘事學、文體學、新批評等等學術術語的年代裏，他以平淡的文字對文學的藝術解讀遠勝於任何批評方法帶給我的藝術啟蒙。
1990年，我到複旦去讀研究生。潘旭瀾先生由一個遙遠的名字變成了近在咫尺的人，但是對於我，越是敬仰越是陌生，並沒有勇氣去拜訪他；他也從來沒有給我們上過課，隻是偶爾在校園小路上見到他高高的、瘦瘦的身影，威嚴而冷靜地走過。直到畢業論文答辯，我的導師請來潘旭瀾先生做答辯主席，才和他正式見麵。我沒有想到，表麵看起來不苟言笑的潘先生其實待人一派溫情；百忙中的他竟然那麼認真地閱讀我的論文，我看到他在論文縫隙裏寫滿了批注，我幾次想張口要來那本論文，最終還是沒有勇氣，這也成了我永遠的遺憾。第二年，我把論文整理成二篇文章發表，且都被人大複印資料轉載，那時我已離開了上海，卻在一天傍晚接到他的長途電話，他說：“祝賀你的文章發表並轉載，你已經為現代文學研究做出了貢獻。”這電話驚得我目瞪口呆，好一會才相信真的是潘先生打來的，他竟然會為兩篇論文打來祝賀電話，而我並不是他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