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林折枝
作者：周莉華
一
俄國詩人費·伊·丘特契夫有首詩《別聲響》，其中一段：“您怎能表白自己的心腸？／別人怎能理解你的思想，每人有各自的生活體驗，／一旦說出，它就會變樣！／就像清泉噴出，會被弄髒，／怎能捧起它，喝個歡暢？——別聲響！”
從個人生活經驗而言，我確實覺得語言在走向另一個人的過程中，是條歧路叢生的道路。先說一件小事。某日，兒子從幼兒園回家，臉上有傷痕，問及，曰“被同學打了。”我氣急：“怎麼能讓同學打呢？”兒子忙辯白：“我沒有讓他打我。”“那怎麼傷了？”“我真的沒有讓他打我，是他自己打我。”兒子有點語無倫次了，我倒如醍醐灌頂一般，原來問題出在這個“讓”字。他理解的“讓”字為“指使”之意，不同於我所表達的“被”之意。
韓少功在《馬橋詞典》後記中寫道，當他移居海南，與菜市場的賣主談論“魚”的時候，覺得他們語言貧乏，差一點嘲笑他們，可事實上，“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有數不盡數的漁村，曆史悠久的漁業。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關於魚的詞彙量應該說是最大的。真正的漁民，對幾百種魚以及魚的每個部位以及魚的各種狀態，都有特定的語詞，都有細致、準確的表達和描述、足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詞典。但這些絕大部分無法進入普通話。當我同這裏的人說起普通話時，當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太熟悉的語言時，他們就隻可能用‘海魚’或‘大魚’來含糊”。這符合人類學研究的一條較普遍的規律，即在與當地生計方式相關的領域，語言的分類格外細致。
語言離不開文化，而文化是在長期適應自然環境以及各種複雜的文化交流中模塑而成。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說：“語言既幫助我們了解經驗，也同時阻撓我們，使我們不了解經驗，這幫助和阻撓的過程，所有的細目，便藏在各種文化的所有細微的含義之內。”文化細微而深妙，每個人裹著文化的糖衣，以之應對這個世界。而交流與理解，可以得到文化的助力，也需穿越文化的屏障。在不同的語言交流中，過濾、變形、衰減是無法避免的，完全的理解難以達成。
巴赫金視對話為人類生存的本質，要理解話語的含義不僅需要沿著話語之間的關係軸，而且應當放到話語產生的社會語境中。我們通過語言的枝葉相互觸碰，尋求理解，而語言龐大的、錯綜的根莖則是社會語境，如果不了解社會語境，自然難以完滿理解話語。
因為這種理解之難，想到人類學家的尷尬。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他者”的學問，人類學家的抱負就是闡釋“他者”的文化。
按巴赫金的觀點，自我意識的確立與保持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具有差異性、對話性與開放性（未完成性）的特點。主體的自我意識具有“客觀化”的傾向，即在自我中有著“自在之你”，主體隻能存在於客體的映照之下，否則將會因無法感知而不存在，由此引出了“他者”與“他人話語”，這個發現構成了對話性的基礎，顯示了對話性的本質。簡言之，自我意識的確立需要他者作為一種參照。
巴赫金的這一說法正與人類學的研究相近，所謂“通過對他者的了解，繞道來了解自己”（保羅·拉比諾）。在對他者的了解中，自己的文化是一種認識工具，其後以他者的文化作為反思自己的工具。在這個過程中自己與他者互為鏡像，相互觀照。這是一種文化間的對話，是一個充滿張力的理解過程，理解在對話中推進。
二
從早期自發性的、隨意性的和業餘性的民族誌發展到“科學的民族誌”，馬林諾斯基厥功至偉，他總結自己的田野調查經驗，將之發展為一種學術規範，“人類學把民族誌發展到‘科學的水平，把這種文體與經過人類學專門訓練的學人所從事的規範的田野作業捆綁在一起，成為其知識論和可靠資料的基礎，因為一切都基於‘我’在現場目睹（IWITNESS），‘我’對事實的敘述都基於對社會或文化的整體考慮。”馬林諾斯基的工作成為其後民族誌寫作的典範。資料收集者和研究者的合一，一年左右參與觀察實踐，使用當地語言，成為民族誌科學性的保證，也是迄今人類學博士培養的通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