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梁山伯與祝英台“文革”期間，上海市郊區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對男女青年自幼暗暗相愛，因其中一方的家庭出身是富農，而另一方的父親是村黨支部書記，他們的愛情當然不被現實所允許，於是他們雙雙留下遺囑，服毒死於野外。當夜大雪，南方很少下那麼大的雪，大雪將那一對男女青年的屍體整整覆蓋了9天；而據說，按照當地的習俗，一對新人婚後的9天內，是不應受到任何賀客滋擾的，這當然是巧合。但有一點人人都說千真萬確——他們身上共蓋著一張舊年畫，年畫上是梁山伯與祝英台，那是女青年從小喜歡的一張年畫，“破四舊”時私藏著保存了下來……徐兆壽：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它的殘酷，它在曆史上的影響和地位，是任何一個時代都無法比擬的。時至今日，由於各方麵的原因，人們並沒有從根源上去認識這場浩劫。人們總是尋找著某個人的過失，總是在找罪人。這是徒勞無功的。它不是一個人造成的，它是一種思想，是一種觀念。幾乎可以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把人類曆史上所有專製的殘酷的一麵都演到了極點。有時候，人們一想起它，簡直不敢相信這是曆史，隻覺得它是一場夢，或者是某個小說家編出來的悲劇。可是它又實實在在地存在著。的確，共和國來自不易，她是窮苦人用生命和鮮血打下的天下。但是，從文明的角度來看，中國最愚昧落後的人群也是這樣的人。於是，這場革命便成了愚昧和落後專政文明的鬥爭。秦始皇時期有“焚書坑儒”的行為，那是因為要進行專政，因為戰國時期人們的思想太活躍了。漢時有“罷黜百家”，但是為了“獨尊儒術”。明朝時有殘害翰林的故事，也是為了專政。
新中國成立前，人們的思想太活躍了，尤其是從西方流傳進來的思想深深地影響著人們。需要專政，需要洗腦，於是這場人類曆史上最悲慘的事件爆發了。而它與曆史上前麵任何一個事件都不同的是，它是自發的。它是那些愚昧者仇恨的實現，是他們的泄憤。可以說，在那個年代裏，什麼最愚昧，什麼就可以高高舉起。仿佛沒有人指揮，但是卻又像有人在指揮著。就這樣，愚昧浩劫了一切。過往的一切悲劇都將在那個時代找到翻版，而曆史上沒有上演的也上演了。在上海上演的這出“新梁山伯與祝英台”隻是這悲劇中的一個而已。劉達臨：還有一件十分震撼人心的事發生在安徽。“文化大革命”前一年，一個農村少女，暗戀上了縣劇團的一名男演員。一次看他演出，在他卸妝後偷走了他的戲靴，當然引起了非議。她告訴父母，今後非他不嫁。當時他才16歲。以後縣劇團到附近演戲，父母便捆住了她的手腳，將她鎖在倉庫裏，可是她磨斷繩子，撬斷窗欞，又光著腳板跑出幾十裏去看他演戲。後來，她感動了一位嬸嬸，這才領著她去見他，央求他給她一張照片。他沒有照片給他，給了她一張手筆畫的拙劣的海報，簽上了他的名字，海報上是似他非他的一個戲裝男人。他二十六七歲，是縣劇團的“台柱子”，在他眼裏，她不過是一個情感有點兒偏執的小女孩兒。後來“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被遊鬥。一次他被遊鬥到她那個村，她發了瘋似的要救他，衝入人群，與遊鬥者們廝打，咬傷了他們許多人的手。她沒救成他，反而加重了他的罪，使他從此被關進了牛棚。一天夜裏，她偷偷跑到縣裏去看他，沒見著，看守的一個“造反派”頭頭當然不許他們見，但是調戲她說，如果她肯把她的身子“給”他一次，他將想辦法早點兒“解放”她所愛的人。她當夜“給了”。不久她又去縣裏探望她愛的人，又沒見著，為所愛之人，又將自己的身子“給”了“造反派”一次，而這一切，她愛之人一無所知。東窗事發，“醜聞”四播。她的父母比她更沒臉見人了，於是將她跨省遠嫁到安徽某農村，丈夫是個白癡。十餘年轉眼過去，“文化大革命”後，她所愛的人成了縣劇團團長，一次又率團到那個村子演出，村中有人將她的遭遇告訴了他。他聞言震驚，追問她的下落，然而她父母已死，嬸嬸也死了，村中人隻知她遠嫁安徽，嫁給一個白癡了。他當時正要結婚，於是解除婚約，劇團團長也不當了，十餘次下安徽，足跡遍布安徽全省農村，終於在同情者的幫助下，尋訪到了她的下落。她親自開著一輛吉普車前去找她，要帶走她，要給她後半生幸福。但是她得到婦聯方麵的預先通知，從家中躲出去了，不肯見他。
他隻見著了她的傻丈夫，一個又老又傻的男人和一對傻兒子，雙胞胎，三個傻子靠她一個女人養活，家裏窮得可以想象。他還看見了一樣東西——他當年簽了名送給她的那張海報，用塑料薄膜罩在自製的粗陋的像框裏，掛在傾斜的土牆上，她一定希望有一個她認為配得上那海報的像框，卻分明是買不起。他悵然地離開了她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