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誠信缺失的民族文化根源
觀點
作者：謝易穎
摘要：近年，國內外一起起觸目驚心的會計醜聞無不一次又一次撩動公眾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經。會計造假在一定程度上有其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根源。本文借鑒荷蘭學者Hofstede對民族文化劃分的四個特征分析我國會計誠信缺失的民族文化根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會計誠信文化建設的對策，以擺脫當前所麵臨的會計誠信危機。
關鍵詞：會計誠信 文化根源 對策
一、引言
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為達到聚斂財富、非法牟利的目的，會計醜聞層出不窮。從數年前的美國安然案到雷曼兄弟破產以及500億美元天價詐騙，再到國內的瓊民源、紅光實業、鄭百文、銀廣夏事件、勝景山河、綠大地等，這些會計醜聞所涉及的巨額數字一次又一次撩動公眾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經。會計造假逐步演變為卑劣的行為和手段的重要工具之一。不得不承認，會計人麵臨著尷尬的誠信危機。
誠信是一個道德範疇，深受文化影響。千百年來，誠信被中華民族視為自身的行為規範和道德修養，形成了獨具特色並具有豐富內涵的民族文化。會計醜聞在一定程度上有其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根源。本文將借鑒荷蘭學者Hofstede對民族文化劃分的四個特征分析我國會計誠信缺失的文化根源。
二、我國會計誠信缺失的文化根源分析
（一）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是指社會成員對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一種取舍。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社會結構相對鬆散，社會成員自我意識較強，傾向於將個人利益置於集體利益之上；而崇尚集體主義的社會，社會結構較具凝聚力，社會成員相互依賴，團結合作，傾向於把集體利益至上。
中華民族向來崇尚集體主義，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通常將集體利益置於首位。深受傳統道德思想影響的會計人員認為隻要不是為了謀求自身利益，而是為了維護集體的利益的行為哪怕違反法律、法規是可以被理解的。當會計人員為了維護所處集體的利益，視會計誠信於不顧，聽從上級領導旨意做假賬粉飾報表時，會計信息披露大量失真，會計誠信度大打折扣。
（二）權力距離大小
權力距離大小是指社會成員對社會或組織機構中存在的等級製度或權力分配的容忍程度。在權力距離大的社會裏，社會成員遵守社會組織秩序，服從權威領導。在這種社會裏，會計人員有較強的等級觀念，往往屈服於權威和上級指示，願意接受教條式的會計準則；在權力距離小的社會裏，社會成員普遍追求權力的平等和公正，對組織或社會的參與度要求較高，上級和下級共同協商處理會計事務，強調眾人平等參與，等級觀念較模糊，這樣的社會文化往往形成一種“公認”的會計準則。
我國《會計法》規定：“會計人員不僅要維護單位利益，而且要代表國家、投資者監督單位的財務經營狀況”。會計人員麵對所肩負的雙重職能顯得有點無法適從。幾千年來，我國社會的權利距離較大，“尊上”觀念較強，這種文化價值取向在會計領域表現為處於從屬地位的會計人員不僅要按統一製度辦事，而且更要聽從上級領導的意願進行會計處理，以獲得職務、薪金等方麵的利益。因此會計人員很難在維護單位利益的同時，代表國家、投資者監督單位的財務經營狀況。
（三）對不確定性的回避程度
對不確定性的回避程度是指社會成員麵對風險、新生事物或不明朗情況采取的態度。如果一個社會有較強的不確定性的回避意識，那麼社會成員較保守，不願冒風險，表現出較強的穩健主義傾向和較強的保密傾向，人們對待未來事件的不確定性的處理比較謹慎，對利潤的計量一般較保守，偏好於統一性；當一個社會對不確定性的回避意識較弱時，社會成員較容易接受新鮮事物，人們往往能從容地應付風險因素，對會計信息保密程度較低，財務報告中披露較靈活，披露的信息較多。
我國傳統文化對不確定影響的規避程度較高，人們傾向於回避風險，因循守舊程度較高。這種文化價值取向使得我國會計價值的穩健程度和保密程度較高，首先表現為謹慎性原則作為我國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在會計準則和會計實務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其次是我國的會計信息披露透明度低、保密性高，報喜不報憂。我國大多數公司隻傾向於披露相關法規要求的最低限度的信息，很少對信息披露的有關數據、資料進行充分解釋。具體的表現為：為了應付相關法規信息披露的要求，但又不願投資者了解真實財務狀況，做兩套賬，提供虛假會計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