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專稿
作者：楊飛 周鑫輝
黨曾經經曆過的曆次黨內鬥爭，都使黨自身受到重創。這種鬥爭，不能再發生了。
1934年6月19日於貴州沿河楓香溪召開的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上，賀龍以手指夏曦，厲聲喝道：“如果說我是機會主義者，你就是老雞（機）婆！”紅三軍軍長賀龍緣何會對湘鄂西中央分局、軍分會主席夏曦作此指責？
一
1934年5月下旬，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在賀龍、關向應、夏曦等人率領下，從四川彭水西渡烏江轉戰至黔東。經過幾次大大小小的戰鬥，紅三軍控製了黔東沿河、德江、印江、鬆桃以及四川酉陽、秀山部分地區，並於6月19日到達沿河縣第五區的楓香溪，司令部進駐逃亡地主王煥恩、王煥奎院內，軍直機關駐新街、老街坨，紅軍醫院設在新街“黔陽宮”。
此時，曆經“左”傾路線困擾的紅三軍由於千裏轉戰，戰士甚為疲勞，給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愈來愈多的傷員得不到及時治療而病情惡化，再加上夏曦先前曾粗暴地解散部隊內的黨團組織使得軍內黨員屈指可數，紅三軍戰鬥力已受到嚴重削弱。進駐楓香溪後，憋了許久的廣大指戰員紛紛對夏曦“左”傾錯誤所造成的嚴重危害表示強烈不滿，迫切希望建立革命根據地，結束這種無目的的遊蕩生活。
目睹此況，紅三軍軍長賀龍既著急又痛心。身經百戰的他心裏比誰都清楚，眼下紅三軍隻有建立革命根據地，進行休整，才能保存並壯大這支革命力量。同時，楓香溪（現屬德江）是沿河縣旱澇保豐收的主要產米區，從這裏至譙家一帶森林茂密、盛產藥材，且因地處烏江沿岸，煤、鐵礦儲量豐富，再加上交通閉塞，反動統治薄弱，堪為建立紅色革命根據地的絕佳之處。然“當家卻做不了主”，賀龍雖名為軍長，由於黨的紀律和原則，紅三軍的領導實權，實際上握在夏曦“夏主席”手中。對於一些關乎紅三軍命運的良策，沒有夏曦的支持，賀龍隻能暗自歎息。
對於夏曦，賀龍並不陌生。這個被毛澤東稱為“極能做事，在學生界有力量”的人物，曾一度因對王明的亦步亦趨被諷為王明宗派小集團裏的“二十八宿”之一。1931年，夏曦抵達湘鄂西蘇區後，在“反立三路線”和“擁護國際路線”的口號下，他曾武斷地否定了湘鄂西黨、蘇維埃和紅軍在長期鬥爭中所取得的成績，取消了湘鄂西特委及軍、師指揮機關，並於“肅反”中先後殺害段德昌、周逸群、孫德清、段玉林等一大批黨和紅軍的優秀領導人。彼時夏曦的“肅反殺人，到了發瘋的地步”，賀龍曾哀求他“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但夏曦聽後“隻是默然而已”。據不完全統計，兩年多的時間裏，夏曦竟然殺掉了數萬紅軍將士，其領導下的湘鄂西根據地在完成四次大肅反後由原來的5萬多人減員為4千人，殺得隻剩下5個黨員！
夏曦還企圖對多次批評自己的賀龍下手。他曾逼賀龍寫聲明書，說：“你在國民黨裏有聲望，做過旅長、鎮守使等大官，改組派可以利用你的聲望活動。”在紅軍轉移到商南竹林關時，由於賀龍和關向應對其封鎖中央局電報的做法表示不滿，提出嚴正抗議，夏曦竟然還命人下了賀龍和關向應警衛員的槍。隻是由於賀龍在紅三軍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才未對其輕舉妄動，不然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便會少了一個赫赫有名的賀姓元帥。
“殺人魔王”夏曦之所以能恣所欲為、一手遮天，完全是因為當時較為死板的黨內規定。按照該規定，時任湘鄂西蘇區中央局書記兼肅反委員會書記的夏曦擁有“最後拍板權”，“哪怕所有的人反對，隻要中央分局一個人讚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非服從不可。捕殺師、團幹部，我（指賀龍，筆者注）和夏曦爭，從來爭不贏。”賀龍曾如是說。也正是因為這一“最後拍板”，1934年4月紅三軍在四川彭水建立革命根據地的計劃也被夏曦以“彭水前麵是江，後麵是山，不利於撤退”為由粗暴否決。以至於數十年後賀龍在回憶彭水這段往事時還說：“放棄彭水是非常可惜的。那時紅三軍的情況是蘇區丟了，黨組織解散了，像一個小孩失去了依靠，就剩下一麵紅旗。”
回想起湘鄂西蘇區時夏曦的所作所為，賀龍不寒而栗。此時看著將士們對自己給予的無限期望，強烈的革命責任感令他忍無可忍。賀龍遂找到政委關向應，毅然對其說道：“我們再也不能這樣走了。”“野雞有個山頭，白鶴有個灘頭，一支紅軍隊伍沒有人民群眾的擁護，怎麼能行？沒有根據地怎麼行？”關向應也對夏曦所作所為有所不滿，他沉痛地對賀龍說：“部隊的政治工作除了刷個標語口號，什麼都取消了，真不曉得夏主席是咋想的！”
這一晚，賀龍與關向應鋪連著鋪，像一對闊別多年的老朋友，說了大半宿話。他們對紅三軍乃至紅二方麵軍的前途和未來，在心中擬出了宏偉藍圖。第二天一早，他們又找到紅七師師長盧冬生，征得了盧的支持，決定與夏曦“翻臉”，以期擺脫“左”傾錯誤路線影響，帶領紅三軍開辟新的革命天地。
二
經過周密準備，1934年6月19日下午，就在楓香溪地主王煥恩住宅的堂屋裏，黨史上極具意義的“楓香溪會議”拉開帷幕。當時會議定名為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夏曦、賀龍、關向應等，軍委會委員盧冬生也列席了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