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漫步
作者：王喆
“桂係三雄”在抗戰時期提出的遊擊戰，與中共的遊擊戰，可謂“英雄所見略同”。但兩者畢竟不能等同，特別是在依靠民眾這一基本點上。
在全民族的抗日戰爭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遊擊戰提升到戰略高度，領導和組織了抗日敵後遊擊戰。同時，國民黨蔣介石也基於戰爭的需要，謀劃和實施了對日遊擊戰。其中，新桂係三雄——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對於國民黨抗日遊擊戰方針的確定和具體的實施起到了重要作用。民族的生死存亡，使他們積極請纓，率領廣西子弟奔赴抗日最前線；多年的戎馬生涯，使他們對遊擊戰思考甚深。他們關於抗日遊擊戰的理論闡釋、戰略謀劃和親身實踐在國民黨對日作戰史上書寫出精彩的一筆。
李宗仁：抗日遊擊戰理論的
倡導者
抗戰全麵爆發前，包括蔣介石在內的許多國民黨高級將領已開始認識到遊擊戰的重要性。1934年7月，蔣介石為廬山軍官訓練團進行題為《抵禦外侮與複興民族》的秘密訓話中，就提出要用各種各樣的軍隊，甚至非正式的軍隊來進行遊擊戰；蔣介石的軍事高參蔣百裏也認為民兵製和遊擊戰是弱而大的國家在抵抗外族侵略的戰爭中所應采取的基本方針。但較早從理論上闡述對日遊擊戰略的則是李宗仁及其提出的“焦土抗戰論”。
民族危亡的時代背景和長年的軍旅生涯，鍛造出李宗仁深厚的軍事素養。早在抗戰全麵爆發之前，李宗仁就密切注視著中日戰局的動態，緊張地思考著對日戰略。1936年4月，李宗仁草擬了一篇關於抗日戰略的文章——《焦土抗戰論》。在這篇文章裏，李宗仁明確提出“寧願全國化為焦土，亦不屈服之決心，用大刀闊斧來答複侵略者”，表明了抗日到底的決心。李宗仁的抗日決心不僅是出於一腔熱血，同時還是建立在對中日兩國軍力及戰略的客觀分析基礎之上。李宗仁以其獨到的軍事眼光指出：日軍無論是在武器裝備上，還是在士兵素質上都優於中國軍隊。中國的抗戰隻有揚長避短，避免不利條件下的陣地戰和速決戰，利用廣闊的國土、眾多的民眾、山川的險阻等優越條件來困擾敵人，作有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等到敵人被引誘而深入到廣大內陸區域時，再長期地以堅壁清野以及發動敵後遊擊戰，來破壞敵人後方交通，使敵人疲於奔命、顧此失彼，從而最終打敗日軍。可以說，“焦土抗戰”強調的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抗戰到底的決心，強調的是誘敵深入、敵後遊擊、持久抗戰的對日戰略。
這篇文章寫成後，李宗仁曾送給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打算用胡漢民的名義發表，從而引起國人的重視。胡漢民看過這篇文章後，十分讚同李宗仁的主張，但他覺得以自己文人的身份談兵，反倒不合適。在胡漢民的建議下，該文以李宗仁與廣州記者談話的形式刊於《廣州國民日報》。文章發表後，全國各報競相轉載，立刻成為當時輿論最關注的話題之一。白崇禧等人連續發表演說、談話，主張以“焦土抗戰”為對日國策，中共也表示歡迎和擁護李宗仁的抗日主張，廣大民眾更是為其抗戰到底的決心所鼓舞，後人曾評論道：“本文實為先生有係統地闡發其焦土抗戰主張之第一聲。”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山河破碎之際，李宗仁、白崇禧等摒除與蔣介石的恩怨，於20日致電國民政府，表示願“統率第五路軍全體將士及廣西全省1300萬民眾，擁護委座抗戰主張到底，任何犧牲，在所不惜”。8月13日，上海戰事爆發，蔣介石召集最高國防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最高統帥部，任命何應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8月28日，白崇禧致電李宗仁，告之統帥部決定將津浦線劃為第五戰區，請李宗仁出任該戰區司令長官，並強調指出：“過去我公首倡焦土抗戰主張，國人深表讚同。如能乘此時期，躬行實踐，則對中外視聽，必有重大影響。”李宗仁感到大丈夫報國保家的時刻已經來臨，遂於10月14日乘飛機離桂赴任，這為他在戰爭中實踐抗日遊擊戰提供了難得契機。
李宗仁上任之後，目睹了國民黨軍在華北、淞滬和南京作戰中采取單純固守、據點死拚的戰略戰術原則帶來的慘痛後果。故而，當日軍兵鋒劍指徐州時，李宗仁提出應改變原作戰方針，將陣地戰、運動戰與遊擊戰相互配合，打擊日軍。就此，李宗仁密電軍令部稱：“第二期抗戰之方針原在避免陣地戰，以運動戰消耗敵之兵力，而收‘集小勝為大勝’之功。擬在包圍陣線上僅配置少數監視兵，將主力分別集結於便於機動之位置，一麵破壞敵後方交通，一麵以小部先遊擊，誘使敵人於陣地外求決戰，無論敵由何方增援，均可應付裕如。此為職等連日在前方實地觀察認為迅宜改用之戰法原則。如蒙猜可，擬即相機實施。”蔣介石在複電中肯定了這一作戰新方針，指示“應速實施”。為此，李宗仁在徐州會戰中，將第五戰區劃分為四個遊擊區，廣泛實施遊擊戰以牽製、消耗日軍。同時，國民政府最高軍事當局還從全國整體戰略部署出發，要求各戰區采用遊擊戰策應徐州會戰。戰後，白崇禧對此曾回憶道：各戰區遊擊戰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徐州會戰，例如第三戰區，“以戰區主力向杭州、太湖、宣城、南京、蕪湖等重要城市附近大舉遊擊，迫敵向蘇、浙、皖邊區五路進攻，主力滯留華中，使五戰區徐州會戰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