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小吏貪腐成因及鏡鑒
古代吏治·記取曆史，並不是為了好奇
作者：祖慧
中國古代實行的是皇權統治下的中央集權管理模式，在政府機構內工作、維係國家機器運轉的主要有兩類人：一是官，二是吏。官者“管”也，是指由國家任命、在各級政府機構中擔任領導職務的官員，他們依據級別的高低享有一定的特權，並有著較完備的升遷與獎懲機製。所謂吏，則是指廣泛分布於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府中，從事各種具體事務的工作人員。胥吏雖然在官府辦事，但他們的身份仍然是平民而非官員，所謂“庶人之在官者也”。宋代胥吏的工作主要有：文書抄錄與傳送、賬簿登記與賦稅征收、地方治安維護、倉場庫所管理，還要負責官員的迎來送往以及供官員驅使傳喚等。
宋代胥吏維持政府正常運轉
宋代胥吏作為各級官府中的具體辦事人員，在國家政治中發揮著重要且積極的作用。中央製訂的各項政策及法規通過詔書形式頒發至全國，地方上的各種信息也以奏章的形式上報朝廷，公文往來之頻繁勝過以往任何時期，而公文的抄寫、點檢、批勘及收發、傳遞等工作主要由各部門的胥吏完成，胥吏成為溝通中央與地方聯係的橋梁。
北宋神宗朝以後，地方官府內的胥吏除了處理文書、供官員驅使外，還要承擔原本由鄉村上三等戶差充的“職役”，主要有催征賦稅、押送官物、管理倉庫、維持治安。基層胥吏輔佐官員治理地方，在維護地方統治方麵起了重要作用。宋代，官員有任期限製（一般三年一任，短者數月即遷），遷移頻繁，這使他們很難對任職地區或部門內的實際情況有深入了解。胥吏則不然，他們大多是本鄉本土之人，一般長期在某一個部門辦事，熟知本部門的各項規定和法律條文，了解本地的社會現狀和風俗民情。因此，當官員願意放下身段來聽取胥吏建議時，往往能夠找到正確解決問題的方法，避免或減少政策製定時的失誤。宋代的法製建設已比較完備，各部門都有專門的行政法規，法律條文也日益繁密，這令剛上任的官員難以適應，在處理政務時，越來越倚重部門內長期任事、精通律令的老吏。就連翰林學士起草的詔書也要經孔目吏審讀無誤後再頒下。
“蒼蠅”遍地，胥吏貪腐令人痛恨
宋代胥吏的貪腐現象非常嚴重，這也給集權統治造成很大的負麵影響，主有體現在：
營私舞弊，幹擾法令實施。胥吏散布於中央至地方各級機構中，職掌不同，賕賂的方式也不同：進奏院的吏人通過泄漏機密以邀利；三司吏人利用審核賬籍之便以索賄，而管理官府財物的胥吏則伺機侵吞、盜取。為害最大的當屬中央三省吏員，特別是管理人事、負責官員磨勘遷徙與黜罷的吏部胥吏（銓吏），他們仗著自己對人事任免條法的熟悉，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官闕來脅迫官員，目的無非是索賄、或泄私憤。例如，釋讚寧在《王得一行狀》中講到：堂吏蘇允淑與唐州團練判官掌宣有私怨，當他奉命裁汰年高（七十以上）選人時，就把年僅三十五歲的掌宣列入應裁汰名單。
竊權弄政，侵侮士類。胥吏作為官府內具體辦事人員，受製於官員，他們往往通過與官員的周旋來達到徇私目的：遇廉勤之官，暫且收斂自己的行為；遇庸官，則竊權攬政；遇貪官，則與之狼狽為奸。對於地方官員而言，他們每當端坐堂上，環顧四周都是本鄉本土的胥吏，很容易被架空。胥吏攬權，號為“立地官人”、“立地知縣”。縱觀兩宋，真正能不被胥吏欺侮的官員很少，即便是享有“青天”美譽的包拯也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