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宿命的行走
紀實文學
作者：秦嶺
秦嶺， 籍貫甘肅天水，中國作協會員，文學創作一級。出版有長篇小說、小說集《皇糧鍾》等七部。中短篇小說三十多次被各類選刊轉載或入選中國年度最佳小說選本。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小說改編）、《小說月報》“百花獎”，蟬聯第一、二屆梁斌文學獎。
引子
我穿行在荒山枯嶺之中，卻恰似一葉小舟，獨行水上。
水在哪裏？抬望眼，到處都是旱地兒。安全的行走，卻在考察中國農村飲水的安全與不安全。——水，生命之源，它是在呼喚我嗎？
我寧可相信，給我安排這樣一次行走的，是水，更是命運。二者必然是兼而有之的。水既然能成為生命之源，必然與命運有關。我的行走，由北國到江南，由內地到邊陲，因水而來，為水而去。中國農民與安全的飲用水之間，撼動我的，是缺一口水而遭遇的死亡、流血以及滿臉泥石流一樣的眼淚；是得到一口水的欣慰、亢奮以及苦菜花一樣的笑容。苦菜花也是花兒，笑了，就好！敬愛的中國農民，難得一笑。
人類最安全的表情，是笑容，那是因為安全的水在笑容裏行走，並把安全的生命表征寫在臉上。水如果不安全，還沒笑呢，表情早就因飲水危機而坍塌，滿臉廢墟，是僵屍上大地龜裂、江河斷流的五官七竅。
我習慣了欣賞、珍惜一滴水的晶瑩，那是因為上蒼首先給我生命開始的那一刻就安排了缺水。我生活的城市天津和我的故鄉天水，兩個地名的表層意思在於：水之上，都是天；天之下，都是水。有趣的是，地名文化的涵養層與現實的水資源如此的大相徑庭，構成了精神鏈條上的文化幽默：一個擁有九河下梢的美譽，卻晾曬在渤海灣一望無際的鹽堿地上，飲用水極度匱乏，城鄉供水主要依賴龐大浩繁的引水工程從幾百裏、幾千裏外的灤河、黃河與長江獲得；一個擁有天河注水的傳說，卻被挾裹在黃土高坡與秦嶺山地的夾縫裏，淡水資源年年告急，山區農村飲水主要依靠雨水集流而成的水窖。故鄉的西漢水流域，曾經是誕生過《詩經》之《秦風》的地方，“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那些像蘆葦蕩邊蝴蝶一樣飛舞的文字，曾經迷倒過多少懂水、懂愛、懂日子的芸芸眾生。而今，水，像一個從歲月裏漸漸變瘦、變縹緲的沒有安全感的弱勢群體，讓生活其中的我，真正體味到渴望兩個字的淵源和含義。渴望一詞，顯然誕生於人類尋覓安全飲用水的一次次行走。天津、天水這樣的地名，本身就是一種精神觸角的尋找與行走，一種情感翅翼的希冀與力量，其中所有的引申義，都是為了一種目標和夢想的抵達。生活在渴望中是幸運的，撲麵而來的，最是日子的滋味兒。
所以，我為生活在這樣的家園感到榮幸，行走，並始終渴望。
月高星稀之夜，村口旱井邊排隊曳水的村民像上繳皇糧時挨成一溜兒的麻袋，高高矮矮，與夜和時間一起相守、膠著，其中有不少是年邁的母親和撇著嘴的小娃娃。這是我兒時記憶裏一成不變的定格畫麵。那樣的夜，漫長，執著，悲壯，躁動。倏忽間劃過天際的一顆顆流星，像慘白的巨大刷子一樣把山野閃得通亮，瞬時又把一張張因期待而呆滯的臉拽入更為深重的、不安全的暗夜。探入幾十米深井的，不是桶，而是鏈接在繩子一端的十幾個小鐵罐兒，“叮叮當當”地下去，直奔大地堅硬的心髒，每個小鐵罐兒裏哪怕勾曳進一滴水，拎出井口，就能照見月亮含蓄的臉。雞叫三遍，挑一擔泥水回家，一天的日子就像曬蔫了的秧苗，惺忪地舒展開來，舒展在炊煙裏，也舒展在心上。
“叮叮當當”。這樣的聲音在我記憶裏原地踏步了三十多年，像幹涸的深井裏一串串永遠也無法安全的生命符號。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仍然喝不上水，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當飲水危機成為一個國家的第一危機，民族複興與未來的藍圖，隻能繪製在幹涸的河床上。
當有那麼一日，我突然發現全國各地的文化藝術機構通過我的《皇糧鍾》、《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硌牙的沙子》、《殺威棒》等小說改編而成的話劇、影視劇、戲曲裏呈現了那麼多幹旱、缺水、枯井等藝術元素時，我才頓悟，早在十幾年前，寫水，就已經成為我的自覺或不自覺、意識或下意識，我和我筆下的鄉村土地、鄉村人物、鄉村故事所構成的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歸根到底，竟然是我與水的關係。“從秦嶺的小說裏可以找到農民”。這曾是專家給我的小說所賜的定義，我此刻在想，所謂“找到農民”，大概首先是上蒼給我提供了中國飲水民生的現實背景。讓我行走，是為了讓這個背景在我的視野裏更遼闊，更博大，更清晰，更透明。我步履匆匆，我無法矜持，每一個腳印都豎起耳朵，在諦聽和判斷，何處？人畜焦渴；何處？飲水安全。
凡是真正懂得中國農村現實的觀察家，一定懂得中國最根本的民生，其實就是鍋碗瓢盆裏的那一口水。十幾年前，中國有八億多農民存在飲水不安全問題，到了2005年，這個數據變成了3.2億，到“十二五”中期，這個數據又下降到一半以下。至少說明，為了讓中國農民喝上安全的飲用水，舉國上下正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幹著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事情：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
這是個既令人沉重同時又亢奮的話題，沉重到什麼程度？從大禹治水時代直至2005年共和國實施的農村飲水安全工程中全國各地用於修建水渠、水庫、水櫃、水窖、水池所需的所有石料、土方、鋼筋、水泥、管材重量的總和有多重，這個話題就有多重；亢奮到什麼程度？中國農民喝上自來水後在自發組織的秧歌舞、喜宴酒上有多亢奮，這個話題就有多亢奮。
捫心自問，我筆下怎堪負荷如此之重或重之一分子？當國家水利部通過中國作協找到我，並委派我在全國範圍偏遠地區的鄉村做一番行走時，我曾三次堅辭不受。當幹旱留給我的焦渴在內心板結成痂，這種久遠的痛感隻適合於我在小說裏發酵我萬能的虛構和無窮的想象，如若讓我用紀實的目光重新與中國鄉村億萬雙幹涸的目光對接，並在他們生活的旱井裏打撈心靈的潮濕與精神的水滴，我沒有那個勇氣，不是悲憫情懷與責任良心不達標，是我太過於清醒水對中國農民心靈的傷害，太過於敬畏中國農民對水刀子般尖銳、神性般祈護的情感了。水利部的官員說：“希望您不要推辭，我們在您的小說裏讀到了您對水的理解，水是中國最大的民生，還有什麼樣的農村現實比農民的飲用水更像現實呢？”
寫作者麵對這樣的理由，謀求退路無疑是可悲的。在2012年5月中國作家“行走長江看水利”的啟動儀式之後，我開始了單槍匹馬的行走，目標是中國農村飲水安全現狀以及飲水安全解決中、解決後中國農民物質和精神層麵的脈動和樣貌。重慶、貴州、廣西、雲南、陝西、寧夏、甘肅……最終落腳天水。7月中旬，當我在天水一家賓館梳理一路走來的所見所聞時，我感慨、回味、沉思、亢奮，腦子裏像瀑布一樣傾瀉的，是中國農村飲水安全背景下農民的苦與樂、悲與歡；是農民挑水路上無助的眼神；是農民喝上安全飲用水的第一次深呼吸。這裏是羲皇故裏，天水大地灣文化呼應著史前文明的種種可能。記得與水利部的一位部長對話時，我們不約而同地談到出土自大地灣的七千年前的尖底兒陶瓶——母係氏族的先民們用它盛滿水，再穩穩當當地插在土地上——安全使用。今番的中國農村飲水安全工程，我不好妄言與先人的飲水思想是否一脈相承，但作為一種安全信息的遙相呼應，至少在理念上是成立的。似乎是，飲水安全，正從史前文明中走來，又從21世紀的現實中出發。
這使我想到了由八卦衍生而來的詞：天一生水。當年人祖伏羲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演繹八卦的時候，早就啟肇黎民：水的未來，就是我們人類的未來。這樣一個悲憫的話題，不久前變為我在天津市青年作家讀書班的授課主題，我說，身處大都市的你與我，每當優雅而隨性地擰開水龍頭的時候，一定要帶著我們內心的悲憫。我們得相信水給予了我們什麼，相信水和相信祖先是一個道理。相信祖先，就有理由相信人類為了飲水安全所付出的一切，那裏的每一滴水，像我們血管裏的每一滴血，有晶瑩，有份量，有溫度。
從北京出發前，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學評論家告訴我：“不僅僅是你需要這樣的行走，而是你的作品更需要這樣的行走。”
“秦作家，我們希望文學裏有水，那是我們莊稼人的命。”在陝北，一位農民說。
對此，我無論怎樣回應，都會像旱井一樣空洞，唯有和盤托出行走記錄的《在水一方》，那裏的幾十萬方塊字兒，是一串串腳印。
一瓶水和中國鄉村教育
大山裏的孩子，他們有山泉一樣清澈的眼睛，但是他們離山泉卻很遠。
大山裏的孩子，他們有湖水一樣豐富的智慧，但是他們沒有見過湖水。
他們有石井、土井；淺井、深井。但是，十有九幹。
也許，他們擁有人間最多的水，那是在夢裏。
他們擁有用羸弱、單薄的肩膀磨得溜光的竹製木製的扁擔，擁有沉甸甸的木桶和巨大的塑料桶，擁有挑水路上的打狼棍、鐵鍁和草鞋。他們擁有最多的，是嶙峋的亂石裏一條條、一道道通往山下、深溝裏、懸崖下、地下溶洞裏的路，找水的路，挑水的路……
“兒童是祖國的花朵。”當我們在城市裏重溫這句話的時候，我們絲毫不會懷疑它內在邏輯和內涵的可靠與真實。
“讓我們蕩起雙槳。”曾經——直至現在，它是一首充滿詩意的中國兒歌的名字。容易讓我們在第一時間，聯想到碧波蕩漾的公園，天真爛漫的笑臉。
中國80%以上的兒童，在中國的鄉村。
在沒有水的大山裏，山裏娃這樣的“花朵”該如何開？他們肩頭上的扁擔，能一劈兩半，變成大山裏的雙槳嗎？
在雲南，我聽到了一瓶水的故事。
瓶子，就醬油瓶那麼大的瓶；水，就醬油瓶裏的水那麼多的水。
一瓶水，用城市居民家庭的普通水龍頭灌裝，大概不到兩秒鍾，而在大旱之年的雲南鄉村，得在大山裏找幾十分鍾，甚至幾個小時，甚或，一天。
一瓶水，在城市居民眼裏，大概沒人會用價格來衡量，而在水資源匱乏的鄉村，最高能賣到2元錢。換個算法，相當於城市居民家庭供水的水費上漲了230多倍。
一瓶水，在某些鄉村，可以讓學校停課，學生失學，家庭崩潰……
“一瓶水，也就三百到四百毫升，還不如我們到血站一次性賣血的量。我們去賣血，一次至少六百毫升呢。”村民吳邦明說。
吳邦明捋起袖子，讓我看了他當年賣血時紮過的針眼，密密的，有好幾個。當年他在江蘇發達地區打工，年終拿不到工錢，隻好纏著“血頭”去賣血，層層盤剝後，最終落到自己手裏的錢，除了購買江蘇到貴州老家的火車硬座票，剩下的，勉強可以備點年貨回家，這就算一個農民工一年一度的“衣錦還鄉”了。
人體內，血液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水。鮮血和水的天平上，哪個輕？哪個重？我不知道，有多少城市居民，拿自己身體的鮮血，與水參照，做過數學意義的加減乘除。
1992年8月的一個傍晚，貴州省獨山縣甲定鄉的五年級小學生吳強國對爺爺吳邦明說：“爺爺，告訴你個事兒。”
當時的吳邦明剛剛從七公裏外的一個雨水坑裏背來了半桶水，正在等待沉澱後沏茶。六十二歲的吳邦明已經等了兩個多小時，他先是用一個柴火棍兒把泥漿裏的小紅蟲子、草屑一根根地挑出來，然後把中午洗完鍋的水倒進去。這樣，桶裏的水量就自然而然增加了不少。自從兒子和兒媳外出打工，水，就是他每天一半以上的“事業”，另一半，是照顧兩個孫子。
吳邦明教育孫子的口頭禪是：“學習，要往死裏學，將來考上學，遠走高飛，去有水的地方。學費的事兒，你別發愁，爺爺身上，盡管有半身子的病，還有半身子的血呢，夠讀完小學。”
文盲吳邦明對孫子的教育，傾心，傾力。
吳邦明老人所在的獨山縣，是布依族、苗族、水族和壯族聚居地區，少數民族人口超過二十四萬。悠久的曆史文化造就了獨特的民族文化，特色鮮明的獨山花燈是貴州南部花燈的發源地，是聞名遐邇的國家“花燈藝術之鄉”。這裏地處貴州最南端，與廣西南丹縣接壤，是貴州省和大西南進入兩廣的重要通道，素有“貴州南大門”、“西南門戶”之稱。
但是，這裏的大部分鄉村都地處喀斯特地區，岩溶密布，境內地表河流稀缺，多年來，村民的飲水，主要是取用山坡上的季節性泉水和村寨附近的水井。我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法了解到二十多年前小學生吳強國讀五年級那陣全縣的飲水困難數據，但是，我很清醒，旱情和飲水之困，在這樣的大山裏，曆史和現實，往往是呼應的，當下的數據，更能反觀到曆史的縱深之處。在這裏，我所掌握的近年幹旱情況的有關數據，主要集中在2011年以後。2011年7月以來，獨山縣持續晴熱少雨天氣，最高溫度達33.6℃，降水量僅25.9mm，與曆年同期相比偏少274.5mm，相當於正常年份的7.4%。全縣農作物受災麵積30.01萬畝，成災麵積19.15萬畝，絕收麵積9.41萬畝。全縣境內共有河流八十五條，因旱造成斷流二十二條，山塘、水池幹枯三百五十七口，水窖幹枯四千一百三十口，水井幹枯三百七十九口。城鄉居民飲水出現不同程度困難。
甲定鄉就是全縣人畜飲水最困難的村鎮之一。“甲定定甲，飲水之困定甲天下”。甲定的一位山村教師給我幽默了一下。
五年級小學生吳強國，是當年幹旱肆擾下山區普通小學生中的一分子。
二十年前尚且如此不堪，如今又怎樣呢？截止2010年9月，獨山縣百分之九十以上學校仍然麵臨著巨大的飲水困難，城區學校、鄉鎮寄宿製學校旱情尤為突出，旱情，在每一所學校，像一張張幹旱、冷酷的考卷。
人是鬥不過天的。近年來的飲水狀況，尚且如此，那麼，二十年前的那個傍晚，吳強國要對爺爺說什麼？
吳邦明似乎在傾聽孫子的表達，似乎，遐思已經飛得老遠。
吳強國見爺爺盯著半桶水出神，再一次小心翼翼地提醒：“爺爺，告訴你個事兒，是我上學的事情。”
吳邦明回過神來，問：“啥子事情？”
“我們的班主任王老師，人家不幹了，要走。”
“走，走哪兒？走了，誰給你們上課？”吳邦明幹瘦的眼睛睜得溜圓。
關於班主任王炳坤老師要離開學校南下打工的事兒，是下午班會上宣布的。師範學校畢業的王炳坤，在山村校園已經堅守了十一年。學校一到三年級共有六個教學班，二百多學生，大都來自附近的三個自然村。三名教師基本都是本地的，還有一名勤雜工老邵。老邵每天的任務是：找水、背水，然後給教師食堂做飯。那幾年幹旱，找水日益困難，老邵實在太累，進城打工去了。三名教師隻好親自“上陣”，輪流找水、做飯……每天淩晨五時，總有一名教師，把一個塑料桶塞進背簍裏，走出校門，走進深山，走進深溝……
下午的班會上，王炳坤幾乎用哽咽的口氣說：“同學們，我對不起你們，因為我要離開你們了……”
“老師，您不能走。”
“但是……”
“老師，您不能丟下我們不管。”
“但是，同學們……我，我已經決定了。深圳那邊，一家公司，我的同學已經幫我聯係過了。”
王炳坤沒有說具體的原因，但是同學們心裏十分清楚：水，因為水。
當場，許多同學都哭了。有些女同學把腦袋埋在臂彎裏，哭得說不出話來。
吳邦明老人靜靜地聽完孫子的講述，好久，他一句話都沒說。
吳邦明老人終於說話了：“孩子，你自己想不想上學？”
“想。”
“好！有你這句話就好。”老人說，“你如果因為老師要走，就不想上學，我就打死你。你知道嗎？老師要走，就是因為水。為了將來能喝上水，你一定要上學。”
“這個我懂，爺爺。可是……”
夜深了，爺爺始終沒有睡覺，蹲在炕上吸旱煙。濃濃的煙霧，像初秋天氣從溝裏升騰上來的大霧似的，嗆得吳強國直流眼淚。淩晨的時候，爺爺把吳強國推醒，說：“去，把廚房裏那個醬油瓶拿來。”
吳強國不知道爺爺要幹啥，乖乖地把醬油瓶拿來了。
爺爺擰開蓋兒，一揚手，“刷”的一聲，黑色的醬油噴了一地。
“爺爺，你為啥把醬油倒了。”
“屁話！水都沒有，還要醬油幹啥？”
爺爺把醬油瓶擦洗幹淨，盛了水。然後叮嚀：“離上學的時間還早，趕緊起來，把咱村的孩子們都動員上，每人給王老師一瓶水。”
所謂每人，其實也就十幾個學生，大多數的學生，都集中在另外兩個自然村裏。
“有些人家沒水，咋辦？”吳強國很擔心。
“告訴他們，誰家沒水，到我這裏來借。”
“如果人家不來咱家借水呢？”
“如果不來借水，你再告訴他們，借我家一瓶水，到時候隻還半瓶就可以了。”
還真有一家人，一口水都沒有。是同村的四年級同學張俊其家。張俊其父親外出打工，家裏就剩下奶奶和體弱多病的母親。張俊其拎著空瓶子求到吳邦明門上來了，說：“吳爺爺，我媽說了，先把你家的水借一瓶子，晚上我媽媽找到水了，再還您。”
吳邦明說：“沒問題，我說話算數，到時候讓你媽還半瓶就可以了。”
張俊其說：“我媽說了，為了讓我上學，借您一瓶，到時候還您一瓶。”
吳邦明再沒有說什麼，接過張俊其的瓶子，伸進水桶裏。灌滿了水，吳邦明告訴張俊其：“孩子，回頭告訴你媽，爺爺這水，就不用還了。”
天很快亮了。山村的羊腸小道上，已經有了找水、背水的農婦。其中，就有張俊其的母親——一位三十二歲的普通婦女。
這是星期一的早晨。這樣的早晨，是要升國旗、奏國歌的。早已整理好行李的王炳坤老師，剛剛打開門，眼前的一幕讓他驚呆了。
十幾個小學生，在他的宿舍門口站成一排，每個同學的手裏，都拎著一個小瓶子，有醬油瓶，醋瓶……玻璃的，塑料的……
一瓶水，一瓶水，又一瓶水……
吳強國說：“報告老師，有了這十幾瓶水，您就可以不去找水背水了，您就可以蒸一頓米飯了。”
“老師，您別走了。我們每天給您一瓶水。”
“老師，您還走嗎？”
“老師……求求您了！我們需要您。”
麵對這十幾個“一瓶水”，三十四歲的青年教師王炳坤手足無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