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記的慘痛記憶
散文
作者：程樹榛
程樹榛，江蘇省邳州市人，生於1934年，曾任《人民文學》主編、黑龍江省作協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第五屆全委會委員。著有長篇小說《鋼鐵巨人》《大學時代》《春天的呼喚》等；報告文學集《勵精圖治》《黑土魂》；散文集《萬綠叢中》《人間滄桑》《歲月軌跡》等。作品曾獲全國獎項十餘次。
我很早就有記日記的習慣。早在上小學的時候，在老師的指導下，我便開始學習記日記了。老師說：記日記有許多好處，一是可以記錄下你生命的軌跡，鋪展你生活的軌道；二是能夠鍛煉你的寫作水平，每一天的日記便等於寫一篇作文；最重要的是可以很好地檢討你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得與失，及時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使你一輩子都受益無窮。這位老師年高德劭，為我們家鄉的名士，受過高等教育，可謂學富五車，因逃避戰亂，才隱居在鄉間，屈尊執教鞭以謀生。但他並沒有因“屈尊”而敷衍，而是嚴肅認真，誨人不倦，鄉親們都非常尊敬他。所以他的話我們學生都認真聆聽，並照著去做。因此，從那時起，我便聽老師的話，學著記日記，從學校記到工作崗位，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才被迫停下。十多年來，斷斷續續記有十幾本日記。其中，多半記述我自認為生活中的“大事”，但也有的像“流水帳”似的，記敘一點日常生活瑣事，篇幅都很短。不過，有時對某時某事某人感觸較深，便長篇大論地記下自己的感受。日積月累，煌煌數十萬言，偶爾翻閱一下，便喚起舊時的回憶，意趣甚濃，對創作也大有裨益——實際上是一種寫作素材的積累。在我創作長篇小說《大學時代》時，曾經整篇滿幅地化用日記的片段，真實而又生動。因為嚐到了記日記的甜頭（越發感到當年老師教誨的英明、正確），便想長期堅持認真地記下去，作為生活不可或缺的內容。
誰知文化大革命的遽然到來，一下子改變了我的這個習慣和想法。原因很簡單，我看到了一幕因為記日記帶來的悲劇。
當時我正在黑龍江省某大型機器廠從事技術工作，和我在同一個科室的一位名叫劉西戎的同事，是一個業務精湛、肯於鑽研的技術員。而且他還愛好文學，和我有許多共同語言，因此，我們彼此很談得來。但是，他又是一個很有個性特點的人。平日孤高自許，落落寡和，不大與人來往，特別是不怎麼靠近黨、團組織，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一直被看作是落後分子、“白專”典型，自然成為曆次政治運動批判的對象。這次“文革”運動一來，理所當然被列入“橫掃”的範疇，很快便被揪了出來，當作重點的“專政對象”，並關進“牛棚”。
這樣的牛鬼蛇神肯定要被抄家的，而且是第一批。可是，他是一個單身漢，住在集體宿舍內，是無家可抄的。但那些久經鍛煉的“文革”積極分子們是有智慧、有辦法的，他們從集體宿舍裏把他唯一的“家底”——一隻皮箱搞了出來 ，翻個底朝上。不過，令積極分子們失望的是，箱子裏除了一些長久未拆洗的舊衣服和鞋襪之外，別無長物。可老天不負苦心人，翻查到最後，終於又有了新的發現，有二十餘本裝幀精美的日記本放在箱子的最底部。
積極分子們當然是如獲至寶。隨即把這些“戰利品”帶回“清查室”，又以高度的革命熱情和極高的工作效率連夜進行審核。這些東西一經積極分子們用“革命的顯微鏡”仔細查看，立即從中發現了大問題，原來這些日記，是劉某在解放前夕到現在的全部生活記錄。這家夥不但工作細致嚴謹，日記也記得有條不紊。二十餘年的思想活動和社會活動（包括他的戀愛活動）都毫無遺漏地、極為工整地記載在那一幅幅雪白的篇頁上。特別值得人們高興的是，他竟把解放初期自己對黨和政府某些政策的不滿，對周圍的同事——尤其是對某些積極分子們的鄙視和不屑，也毫不隱瞞地暴露出來。於是，這個“反動家夥”的狐狸尾巴一下子被抓住了。積極分子們不禁彈冠相慶。前一陣子連日緊張的批鬥，都被他狡猾地用長久的沉默和簡單的“沒有”混過去了，現在，有你的反動日記在此，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看你還有什麼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