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長衛：不尷不尬的“轉型”
影視長廊
作者：郝朝帥
【摘要】 顧長衛導演的影片《微愛之漸入佳境》被認為是他從“藝術”到“商業”的轉型之作。然而，通過對導演文化出身與作品譜係的梳理，能夠發現這部影片並非真正的轉型，它批判的鋒芒依舊，隻是作為“商業片”的定位使得這部影片的資本批判必然陷入尷尬。
【關鍵詞】 顧長衛；《微愛》；“轉型”；尷尬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微愛之漸入佳境》作為2014歲末的賀歲片黑馬，到了2015年一月票房已近3億。作為一部小投資的商業片，這個成績實屬驕人。要知道，基本在同一個檔期，此類所謂的“愛情輕喜劇”已經有了《撒嬌女人更好命》和《我的早更女友》先後登場，而且這兩部影片還是由周迅、黃曉明、佟大為等一幹明星領銜的豪華陣容。在如此競爭強度下票房飄紅，文藝片導演顧長衛的商業轉型絕對是首戰告捷，貌似50後老文青成功拿下90後新觀眾。
不過，因為打上“顧長衛作品”的身份標識，這部以小搏大的商業片還是有些意味深長。作為當年張藝謀、陳凱歌等的禦用攝影師，顧長衛在電影界內部早已聲名赫赫。但直到幾位“第五代”旗手都徹底轉向之後多年，他才突然以導演身份再出江湖，並且毫不猶豫地扛上了同學們早已丟棄的“第五代”大旗。從《孔雀》到《立春》再到《最愛》，顧長衛鮮明的“第五代”情懷在新世紀顯得格外突兀而悲壯，也正是這種決絕的高邁姿態使得導演顧長衛總需令人仰視得見。所以他此番放下身段去擁抱商業，取悅大眾（也就是他過去永遠拒斥、藐視的庸眾們）的確讓人猝不及防，耳目一驚。
出身：應時而生的“文化英雄”
“第五代”這個概念今天已經成為曆史名詞，但它當年絕對是一個睥睨天下的“文化寵兒”。北京電影學院“文革”後首批招生的“78級”欣逢盛世，天時地利人和，種種有利要素齊備：知識分子群體的憂患與傳統批判、全民的文化饑渴與求新求異、相對寬鬆的文藝政策……最重要的是，計劃經濟體製下得天獨厚的資金來源，使得這批新鮮出爐的電影從業者們可以毫無後顧之憂、一門心思地拍自己想拍的“探索片”（這也是一個曆史名詞）。他們不用考慮市場和觀眾的喜好，內心想法的表達才是唯一的風向標。於是，在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一批基本沒有拷貝發行量卻名揚中外的“藝術電影”，也藉此成就了“第五代”的江湖英名。從《一個與八個》（張軍釗導演，1983年）、《黃土地》（陳凱歌導演，1984年）、《孩子王》（1987年，陳凱歌導演）、《晚鍾》（1988年，吳子牛導演）……這些影片多充滿陌生化的影像語言，大量運用空鏡頭、長鏡頭、不穩定構圖，營造出的空間氛圍則是深沉到了壓抑、苦澀、凝重、抽象的風格，簡直讓人窒息。而凡此種種先鋒意味十足的風格都凸顯了創作者那種激進的電影態度。“‘敘事’的另類風格，不向世俗低頭、不媚俗的精神，不向社會妥協的所有行為和影像結果，成為了‘第五代’的潛意識和精神追求。”[1]3看他們的電影，總能體會到那種自覺的深重的文化背負。正如“第五代”主將陳凱歌自訴：“與其說我是一個電影導演，我寧願說自己是一個文化工作者。我所做的工作，是以自己非常小的力量，去敘說（用弘揚、宣揚這類詞對我來講都太大了）一些自己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現在談對中國文化現狀的憂慮，是徒喚奈何，不一定引起大麵積的呼應。但用電影表達自己對文化的思考，卻是我的一種自覺選擇。”[2]
而他們文化反思的立足點則在於：“他們試圖以個人的主觀視點重現‘曆史’，以個體的優先生命對抗無限的壓抑個體的非生命因素，他們不斷強化著這種個體的力量，同時追求將個體生命融入到自然中以獲得更大的生命能量。”[3]6——這裏值得注意的是論者敏銳總結出的關鍵詞：“個人”。更具體而言，“第五代電影的‘個體意識’在內涵上表現為對人性尊嚴、獨立人格的籲求以及一種‘個體性’對‘群體性’的反抗話語。這種‘個體意識’是一種對西方文藝複興以來啟蒙現代性的追求和‘個人主義’話語的重申，但在新的曆史語境下也增添了新的內涵，在張揚‘主體’的同時也開始反思‘主體’並審視‘自我’。”[3]5——這裏點明了這種“個人”意識的西方現代性的知識譜係。也正因為自覺地在延續西方文化史上一個重要偉大的傳統，這批電影也就成為所謂的“知識分子電影”。——“知識分子”電影無疑和“大眾”電影有著與生俱來的巨大鴻溝，因為這種以“知識分子”冠名的文化氣質無疑是屬於西方的，而非本土的“士人”或“書生”模式。這種西方精神貴族的自我定位決定了他們對“平庸大眾”必然的對立與鄙薄。所以“第五代”電影在80年代就不可能在文藝青年（或附庸風雅的非文藝青年）之外獲得關注與好評，遑論消費文化崛起的90年代和新世紀。
同樣能夠看到，在“消費文化”強勢崛起的90年代，“第五代”諸將已普遍偃旗息鼓。主創者們紛紛轉型，那些完全背棄大眾的憂憤深廣已成前朝舊事。電影，首先是一項大眾文化產業，掙錢才是硬道理。“第五代”的代言人張藝謀、陳凱歌新世紀的表現有目共睹，而早年那種呼之欲出的精英自覺、不可遏抑的“啟蒙”衝動，在新世紀未免顯得過於迂闊了。從20世紀80年代到新世紀，國人們早已經過多少輪神聖“祛魅”，對一切自以為高深都不再買賬，在早已“廣開民智”的年代，誰再以拒絕庸俗為由來拒絕大眾，大眾自然會“用腳投票”，趕緊避開這麼咄咄逼人的“啟蒙”氣質。
譜係：孤芳自賞的精英姿態
而在所有成名的“第五代”集體轉型與隱退的大形勢下，真正在精神上將“第五代”進行到底的隻剩下這一群體的資深參與者：顧長衛。作為攝影師，他深度參與過很多早年的第五代電影，而在新世紀後，他開始成為這一群體中遲來的導演。雖是後發，但顧長衛的勇氣和信心可嘉，在徹底的商品時代，他一直堅韌地延續並強化著業已斷流的“第五代”電影氣質。他的故事總是在講述一個具有充分主體自覺的個人，怎樣為了理想自我的實現和環境發生抵牾，又怎樣在難以抗拒的外在壓力下艱難輾轉，度過悲涼哀婉的一段人生。從《孔雀》（2005年）到《立春》（2008年），他相當堅決地貫徹了這一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