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尤蒂
中國第一次激發我對家庭革命研究的興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早期，當時我還是一名研究生。我記得當時參加了一次激動人心的公共課講座，發言人是卡美拉·韓丁。講座的主題是中國婦女問題。卡美拉是威廉·韓丁的女兒。威廉在中國居住多年，並寫出了經典著作《翻身》，記錄了一個中國村莊進行土地改革的故事。發言人卡美拉操著略帶中國口音的英語向我們指出，中國政府承認婦女能“撐起半邊天”，並正在把她們從數千年的儒家父權製中解放出來。而婦女運動當時正席卷美國。作為基層的婦女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我聽到她的演講既感到印象深刻，又感到好奇。不久，我就開始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性別和家庭轉型的原因、局限和效果。這也成為我博士論文的課題，同時也是我第一本書《中國的父權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題（Stacey，1983）。
盡管中國是我的博士論文的實證研究對象，我的第一本書卻源於我一直以來對西方社會的性別、家庭和社會變化之間關係的研究。對美國家庭變化諸多方麵的人種學研究又促使我最終開展了關於同性戀家庭問題的研究。基於我對東西方家庭革命的理解，我將首先對家庭變革愈發全球化的進程進行最廣泛的描述。在過去幾十年中，這一進程在工業化社會普遍發展。接著，我探討這一進程對性多樣化、性平等以及家庭政策的影響。
毫無疑問，經濟和家庭體係的激烈變革是相互交織的。正如西方社會學研究先驅對不斷興起的現代工業化社會給予的極大關注一樣，家庭變革理論和研究在這門學科的第一個百年史中也把現代核心家庭的發展作為關注的焦點。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44）、威廉·古德（WilliamGoode，1967）等社會學家指出一個僅由作為主要經濟來源的父親、操持家務的母親和他們的孩子組成的精簡的家庭構成適應了快速工業化的社會需求，同時也符合既定的男女有別、異性之間相互補充的認識。現代核心家庭構建於對異性愛情以及自由選擇的羅曼蒂克概念之上。伴侶間的婚姻體現了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的“親密關係的變革”（AnthonyGiddens，1992）。它表明了這樣一個曆史發展的曆程：從曾被認為“自然”的強製性的家庭、親緣和性的體係到個人情感、選擇多樣化不斷釋放，而這已成為當今我們私生活的主要特征。或許更準確地說，現代婚姻的自由選擇觸發了親密概念的現代化，強調個人對性愛和情感真實性的追求。
現代家庭體係有著固有矛盾，存在於諸如自由愛情的理想、性別不平等以及法律禁止雞奸或者個人欲望和市場力量之間。這些矛盾使得任何挑戰男性主導的異性婚姻和父母地位模式的親密形式都被關進一個箱子裏麵，不得實現。現代家庭體係有著固有矛盾，比如自由愛情理想與性別不平等之間的矛盾以及法律禁止雞奸這一現實之間的矛盾、個人欲望與市場力量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使任何挑戰男性主導的異性戀婚姻和家長製模式的親密關係都轉入了地下。縱觀二十世紀，先進工業化社會持續的經濟發展（有時又被稱為後工業化）強化了這些矛盾並最終動搖了現代家庭的根基和穩定。後工業時代經濟力量改變了現代婚姻和家庭規範的人口構成特點。其最明顯也通常最具爭議的變化包括：從事有薪工作的女性和母親越來越多，人們的結婚年齡不斷推遲，婦女生育率不斷降低，配偶間的離婚和再婚率暴增，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單身母親和繼親家庭，同時避孕及生殖技術也得到新的開發。
取代規範的現代核心家庭模式的是家庭和性別的多樣化，這已經成為美國和大多數先進工業（或後工業）社會的常態。我將其稱為後現代家庭狀態（Stacey，1990）。沒有任何一種家庭結構占據統計上的主導地位或者文化安全性。性別、家庭以及性的意義和實踐再也不是想當然的事，也不能被假設為是自然的。我們可以“選擇”是不是、如何以及和誰組建家庭，養育子女，形成親密關係，而不是被迫參與異性行為，繁衍後代或者組建“家庭”。隨著性的意義和目的超越以繁衍後代為特點的家庭生活的範疇，少數人群的性欲望和性實踐開始越來越清晰可見、有意識和有社會組織性。最重要的是，越來越多有著同性性愛欲望的人開始“出櫃”，公開表明自己同性戀者的身份，並開始尋求尊嚴、尊重和充分參與社會活動的資格和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