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二十世紀末期的西方社會出現了“同性戀收養嬰兒潮”，使得大多數研究家庭的學者、律師、普通公民甚至同性戀權益活動家倍感意外。美國和一些其他西方先進工業國家公開身份的女同性戀者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通過捐贈受精、國內或國際領養、主動進行異性性行為的方式來積極尋求家長權，這樣做的女同性戀者的人數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了猛增。她們或是充當單親家長，或是組建同性家庭，或是與朋友、親戚和男同性戀者達成各種全新的合作的安排。在女同性戀者領養風潮出現十年之後，一些男同性戀者也開始效仿，通過領養、收養或者與女性達成共同撫養安排等方法尋求家長權。甚至還有一小部分人請自願的婦女有償或無償幫他們代孕。
我認為，有計劃的同性戀家長的出現代表著一場真正的家庭革命，標誌著後現代家庭狀態的特點。公開身份的同性戀者選擇撫養權，使得全球化時代中性與家庭關係的曆史性重組愈發明晰。他們挑戰並豐富了對父親、母親和家長的傳統定義，以及性、性別、婚姻、生殖、撫養後代之間的傳統關係。有些同性戀者開始嚐試最新的輔助生殖技術，比如兩名女同性戀者交換卵子以分離並重組懷孕的妊娠和基因定義。抑或兩名同性戀男性伴侶輪流對同一捐贈者提供的卵子進行受精，這樣代孕母親產下的孩子會是基因上的同母異父手足。由於雇傭代孕母親受到諸多限製，且費用高、難度大，這就使得大多數美國男同性戀者通過領養孩子尋求家長權。被領養的孩子非常可能與他們的養父來自不同的種族、人種或國家，於是，男性同性戀者領養孩子也挑戰了傳統上對家庭同質性的認識。
最初，同性戀者尋求撫養權時遭到了巨大的社會障礙，而且沒有得到法律承認或者保護。正如同性戀伴侶尋求其結合的法律地位一樣，同性戀家長努力爭取撫養權，並要求法律保護他（她）們的孩子和組建的新型家庭。主要的目標包括爭取輔助生殖技術，進行國內或者國際領養，非親生家長的監護權等。盡管同性戀者在這一方麵取得了不少重大勝利，國際上實現撫養權的進程仍然緩慢，沒有承認同性伴侶地位的進程來的快，而且“路途”更不平坦。即使在發達工業社會，很少有賦予同性戀家長平等的撫養權。許多國家仍然維持帶有歧視性的婚育、領養和監護權的法律。男同性戀者的處境比女同性戀者更糟，這不僅僅是由於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數國家隻允許已婚（異性戀）家庭跨國領養，很少有國家像中國一樣，同時允許單身女性或單身男性提出領養申請。
在美國，盡管公共政策龐雜而矛盾，但是美國的同性戀家長卻十分公開並且組織的最好。據估計，美國的同性戀家長數量在二百萬至八百萬之間。2000年的人口普查表明，34％的女同性戀伴侶和22％的男同性戀伴侶撫養了孩子。女同性戀家長和他們的孩子參加各種各樣的支持團體、組織、特別營地活動和度假活動等。大眾媒體上經常出現令人同情的關於他們生活的圖片和相關報道。男同性戀家長在許多州爭取撫養權的努力有了很大進展，但是在一個州——佛羅裏達，他們遇到了巨大挫折，那裏明確禁止同性戀伴侶領養孩子。此外，還有其他幾個州間接地禁止領養。反對同性戀者撫養孩子的人也在另外其他幾個州提議采取同樣的禁止行動。不過美國大多數的州都允許單身家長領養孩子，不論其性取向為何。有六個州（包括人口最多的一個州）明確允許同性伴侶共同領養孩子，還有許多州在當地允許領養。可能美國是允許同性戀者使用商業輔助生殖技術服務的先驅，形式包括精子銀行、卵子捐贈、有償代孕母親等。有女同性戀者負責在美國組織和經營精子銀行。洛杉磯則是“成長後代”組織的總部。該組織是世界上第一個代孕機構，由男同性戀者創建並為男同性戀服務。其全球客戶包括富裕且希望通過生物手段獲得後代的男同性戀者。
同性戀者家庭目標的悖論和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