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講到我發言的重要的方麵，就是關於“艾滋病悖論”，也就是說我們要能夠有效地讓防治艾滋病的觀念深入人心，關鍵要保護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如果不保護的話，很難真正地讓他們改變行為，像我們這樣的法官一直希望改變人們的性觀念、性行為等。但是收效甚微，事實上唯一的改變方法是保護這些人，能夠伸出手，才會給他們行為帶來轉變。
在澳大利亞，政府廢除了最後一部將同性戀視為非法的法律，而且曆屆政府都谘詢同性人群的意見，充分地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政府通過反歧視的法律，並且政府也是將賣淫不再作為犯罪來對待，通過這種舉動，他們就向高危人群發出了清晰信息。一般來說，每年的一月份我都會去印度和這些法官、律師、醫生等等討論艾滋病問題，因為在印度這樣的性愛寶典的國度裏麵，人人都不談性，但是要有效地遏製HIV以及艾滋病毒，不談性是做不到的。但是做工作，並不一定是要以一種反抗當地文化的方式去進行，我們仍然可以一方麵尊重當地文化，一方麵開展這方麵的工作。而且采取各種形式，比如說通過電視連續劇的方式，通過媒體的宣傳，開展深入到基層的活動，我想現在在中國還沒有看到這樣的普遍做法。
在印度，是承認有五百五十萬人群受到了艾滋病毒的感染，中國公布的數字是八十萬，但不管怎麼樣現在是采取行動時候，而且衛生部長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兩年前已經登載了相關的文章，已經認識到我們現在是攻堅階段，我們現在要很好地學習采取什麼樣的行動。我們在討論當中，大家呼籲，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實施的方案，讓我們有一個比較實用的手冊和指南，我非常簡單明了地告訴大家，包括五個由C開頭的字。
第一C就是“社區”，我們必須讓高危群體能夠參與到工作當中去，和同性戀者的輿論領袖，不管是男同性戀者的還是女同性戀者的，特別是女的同性戀者。
第二個C所代表的字叫“磋商”。
第三個C所代表的英文詞叫“反歧視”，我們在法律上、政策上以及具體實踐操作當中，必須要擯棄各種歧視，這樣才能真正讓這些受影響的人群從觀念上改變他們的性行為。
下一個C就是“避孕套”，我們需要有大量的質量好、價錢便宜、功能好的避孕套。我就把這個避孕套留在這兒，放在屋子當中，大家會有深刻的影響，除了避孕套。還有潤滑劑，因為做愛當中，如果撕裂傷口的話，是會感染的，這些要花錢。但是每一次的使用都是挽救了生命，因為我們非常重視避孕套以及其他的產品，大規模地生產保證有安全可靠的避孕套。我想大家恐怕事先都沒有想到到上海來開會，看到一個首席大法官在會議室當中放一個避孕套吧？但是我想如果大家也曾有過坐在十二個好友的病榻邊，看到他們死亡的經曆，都會理解人的生命多麼寶貴，人命的問題，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最後一個C所代表的，就是有力的中央領導。
夏國美：在我的研究當中，我經常提到澳大利亞的艾滋病防治法律，他們的預防模式是值得中國借鑒的。我覺得我對同性戀沒有太多的發言權，因為對這個群體的研究是不夠深的。盡管我有一些同性戀朋友。既然來了，我還是要說一點，也算是我個人對同性戀的認識和看法。
首先還是說一下中國的艾滋病問題，中國出現第一例艾滋是在1985年，從1985年到1994年，艾滋病在中國一直是被認為是和性關係的混亂相結合的產物。所以中國早期在艾滋病的預防上采取的是打擊為主的防治原則。
1991年嚴厲打擊賣淫嫖娼，打擊政策後果非常明顯，為了逃避打擊，很多行為轉入地下。到1994年中國艾滋病形勢風雲突變，感染病例直線上升。到1999年，HIV感染報告人數以每年30％的速度迅速增長，到2001年中國進入艾滋死亡高峰階段。鑒於艾滋病對國家整體利益的明顯影響，中國艾滋病政策在性的問題上開始表現寬容政策。從1995年至2001年，國家發布了十個主要法規，希望達到控製艾滋病流行的目標，而這十個法規主要原則是打擊和保護相結合。
這個政策，實施的目的是好的，但在實施過程中，由於打擊和保護是一對矛盾的概念。因此具體的工作當中就遇到了麻煩。比如說我們要在性工作者和同性戀者，或者其他的一些海洛因依賴者人群當中，尋找保護性的健康教育，但是這些人因為害怕打擊，他們不可能接受你的教育。同時，這一政策的實施，在民間也引起了很多的爭論，比如說推廣安全套的項目，等於是對性縱容和賣淫嫖娼發放的執照。同樣的同性戀群體在公共場合的同伴教育，也麵臨著同樣的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