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認為國企經營者們應該比私營企業主們更慷慨，因為他們是拿國家的錢來給職工發工資，不用自己掏一分錢，其實不然。相比之下，私企老板比國企老總更懂得尊重人的價值，隻要你能為他的企業作出貢獻，給你開再高的工資也從不吝嗇，這就是為什麼私企打工者的收入普遍高於國企職工的真正原因。
他們把職工排斥到自己的對立麵，隻知道時時處處壓製職工。改革開放幾十年來了，國企職工的工資收入長期在低位徘徊，有的連養家糊口都很困難。
回到挹東，自然要把自己此次江南之行的情況如實向總部領導們彙報，因為整件事情都是魯迪嘯前後一手張羅，首先要跟他說明原委。其實根本用不著我多費口舌，因為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們早就通過各大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了解得一清二楚。為了給我壓驚，魯迪嘯還專門與另一位新提拔起來的副總一道，在總部附近的一家高檔餐廳，為我備酒接風洗塵。酒席上自然也談及到我今後的去留問題。魯迪嘯與那位副經理輪番勸我留下來，說：
“你現在的關係仍在總部，留下來吧。”
“國企我早呆膩了，想換一個環境適應適應。”我當時的態度異常堅決。
他們見再三勸說都不能奏效，隻得作罷。
我到廣東打工的首站是中山市渡頭鎮。李想當初南下時，調到了這裏的一家生產冰激淩的國營食品廠當秘書，後來提升為銷售部經理。
李想小的時候在班裏倍受歧視，因為家庭出身是“資本家”，在那個又紅又專，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自然是遭人鄙薄和冷落。每當班主任老師說出：“我非常熱愛班裏的同學，因為你們絕大部分都是貧下中農”時，他總是在全班同學齊刷刷的目光注視下，難堪地低下自己的頭顱。每次班裏同學填寫學生檔案，其他同學填完之後，都會爭相聚集到他的桌前。在無數好奇目光的注視下，他總是遮遮掩掩、磨磨蹭蹭，等其他同學淘氣地一哄而散，最後一個把表格交給老師。撥亂反正，尤其是實行改革開放後，他的地位卻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有海外關係開始吃香，就象捧著個金缽缽，讓所有人都羨慕不已。
李想的爺爺最初本想把他移民到香港，並為他辦理了簽證去香港讀書，後因內地移民香港的人數猛增，香港人口爆炸，停止辦理了內地居民移民香港的簽證，他才不得不再次返回內地。當然，有一定的海外關係，還是為他帶來許多便利。他第一次去深圳打工，就住在他大伯在深圳購置的樓盤裏。
在李想那裏落住腳後，我便開始四處去揾工。但由於初到廣東，對那裏的地理環境、交通、人力資源市場分布、企業用工特點等情況不太了解，開始時四處碰壁。廣東省幾個大的人力資源市場主要分布在廣州、深圳、東莞、順德等地，而我南下的首站是人力資源市場並不活躍的中山，所以跑了很多冤枉路，三個月過後依然沒能找到一份工作。眼瞅著帶去的幾千元錢所剩無幾，情急之下看到一家作坊式的私人小廠門前張貼的招工啟事，便硬著頭皮進去打聽，經過一番簡短的寒喧後被留用，那是我到廣東後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那家私人企業老板也是一個打工仔，是一家台資燈飾廠老板的司機。因為跟隨老板鞍前馬後多年，台灣老板出於感激，把部分銅飾配件訂單送給他加工。他在當地租了間私宅，買了幾台簡易車床，將四川老家的親眷接來，招收了幾名工人就開始生產。可生產的配件送到燈飾廠檢驗，質量幾乎全都不合格，又退回來返工。後來他們又請來一名年輕師傅把關，質量仍上不去，於是幾家入股的親眷之間開始扯皮，有的要退股，有的要當家，吵吵嚷嚷，亂成一團。
到了發工資的時候，所有人的工資都被克扣了不少，我拿到手的工資還不足500元，離最初商定的800元錢相去甚遠，於是在領到錢的第二天便憤而離去。
從第一家廠子出來，工作又沒有了著落。我見在中山長期盤亙下去也不是辦法，最後不顧李想的再三勸阻，決定隻身前往廣州。
在去廣州的途中，被一所傳銷組織的成員以找工作為名騙到廣州附近的一處傳銷窩點，我當時得知被騙後並沒有驚慌，還和他們相處得很融洽，他們也讓我免費食宿了一晚，第二天便帶著我去“洗腦”。洗完腦後見我仍然不肯就範，也沒有強行羈留我。從傳銷窩點出來時我還在想，傳銷組織雖然很斜乎，但裏麵的成員大多都是像我一樣的求職無門者，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野蠻。
去廣州後住在一家私人開的10元小旅店。廣州像這種私人旅店當時有很多，住在這種廉價旅店裏的，自然都是些剛從內地來廣州的求職者。一個小單間裏住著近20來號人，睡的是上下鋪。晚上衝涼時最熱鬧，同時用幾個小煤爐燒熱水，還要等上很長時間，所以總是人擠人、人挨人。住在旅店裏的人來自全國各地，彼此的稱謂也省略了姓氏，直呼“小東北”、“小廣西”等等。住的人當然也不固定，找到了工作就會離開。有時工商部門來查封，住在裏麵的人就隻好轉移到另一家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