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反恐： 需要走出幾重困境？
焦點透視
作者：金玲
巴黎《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襲擊之後，歐洲麵臨自“9·11”事件以來最為嚴峻的恐怖主義威脅。歐洲國家紛紛加速完善反恐立法，嚴格反恐措施，包括加強控製聖戰嫌疑分子流動、加大對網絡的監控力度以及賦予情報機構更廣泛權力等舉措。歐洲恐怖主義威脅的上升並非偶然，是長期以來歐洲內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以及外交政策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織的結果。歐洲目前加強對恐怖主義的控防措施，隻能治標，難以治本。采取綜合措施，應對恐怖主義滋生的根源，將是歐盟反恐麵臨的長期任務。
接連遇襲，
歐洲麵臨嚴重恐怖主義威脅
針對《查理周刊》的血腥屠殺，讓整個歐洲籠罩在恐怖主義威脅的陰雲之下。不到十天時間裏，整個歐洲範圍內相繼發生了十多起恐怖活動或威脅，廣泛涉及德國、法國、英國、比利時等主要國家。其後幾周中，歐洲安全機構接到了不少情報，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可能已經開始指導來自歐洲的支持者們回國，在自己的國家發動襲擊。麵對接二連三的威脅，歐洲各國紛紛提高反恐警報級別，法國反恐預警方案的警戒級目前仍維持在最高級，即“恐怖襲擊警報”級別；比利時的警告級別已經上升到第二高等級，同時派出軍隊與警察一道保護重要地點安全，是30年來的首次；西班牙也將反恐警報等級從二級提升至三級。
雖有人將巴黎恐襲與美國的“9·11”事件進行類比，但是歐洲今天麵臨的恐怖主義威脅遠比“9·11”式威脅更複雜、更嚴峻。歐洲反恐協調員表示，目前大約有5000名來自歐洲的聖戰分子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作戰，這些聖戰分子的回流是歐洲當前麵臨的最大的安全威脅。近日來，發生的恐怖襲擊或威脅都與回流的聖戰分子有關。他們帶來的恐怖主義威脅與“9·11”相比，主要表現出分散化、針對性、本土化以及廣泛利用網絡作為傳播、招募、培訓恐怖主義分子手段的新特征。這些新特點不僅增加了預防難度，更重要的是會惡化歐洲當前麵臨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矛盾，引發歐洲社會進一步陷入分裂，最終導致反恐進入惡性循環的死結之中。
多重危機交織，
歐洲成為滋生恐怖主義的土壤
歐洲麵臨日益上升的恐怖主義威脅並非偶然，它是經濟、政治、社會以及對外政策多重矛盾相互交織，並長期發展和發酵的結果。債務危機引發經濟低迷，失業率高居不下，社會排斥問題日益嚴重，惡化了歐洲社會長期存在的移民融入困境，為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的擴散提供了土壤。
整個歐洲範圍內有上千萬的穆斯林移民，他們長期處於社會底層。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有限的教育機會和社會網絡，加上主流社會的歧視和排斥，他們逐漸成為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與主流社會漸行漸遠。上述困境在年輕的二代移民身上有更加明顯的體現。他們生活在高福利的歐洲社會、接受西方的主流文化教育，卻麵對被排斥的現實，時刻麵臨失業和歧視，由此產生更加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斯坦福和索邦大學的學者曾通過炮製“能力相當的”虛構簡曆去申請工作，發現擁有穆斯林名字的“虛擬人”獲得工作的可能性遠低於其他人，雇主普遍對穆斯林有歧視。危機衝擊下的歐洲，年輕人成為失業的主要人群，盡管沒有具體的穆斯林移民失業統計數據，但根據經合組織移民融合報告顯示，歐洲國家移民的貧困率和失業率都顯著高於非移民群體，他們是危機的主要受害者。
危機推動下極端右翼力量的上升，加劇了穆斯林群體與歐洲主流社會的分裂。債務危機背景下，歐洲各國極端右翼勢力、排外主義力量急劇上升，引發恐懼伊斯蘭主義情緒在歐洲範圍內的蔓延。危機暴露了歐洲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困境，需要大力推動結構性改革才能走出危機，但主流政黨在“選票”的考量下，普遍缺乏改革意願和能力，為極端主義政黨的發展和壯大提供了空間。極端力量將歐洲的困境歸結於移民，認為他們侵占了歐洲的福利資源和就業機會，主張將移民拒之門外，迎合了選民的需求。2014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中，法國的極端右翼政黨國民陣線以及英國獨立黨都獲得了超過20%的支持率，在戰後歐洲曆史上史無前例。即使在德國，近期也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反伊斯蘭運動，明確提出“德國人的德國”以及“驅逐伊斯蘭”的主張。極端右翼政黨在歐洲政壇的風生水起、社會整體走向更加保守和排外，使得歐洲陷入了恐伊斯蘭和恐怖主義兩種極端情緒的惡性循環之中。
歐洲恐怖威脅的上升與其奉行的對外幹預政策同樣不無關係。歐洲國家長期以來堅持在世界範圍內推廣自己的民主價值觀，對外奉行積極幹預政策。麵對中東北非亂局，歐洲國家，尤其是英法積極參與，甚至是主導對利比亞的空襲，為敘利亞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支持。歐洲國家的軍事幹預和武器支持，既沒能給利比亞的後卡紮菲時代帶來和平，也沒能結束敘利亞的內戰，反而使得極端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異軍突起，中東北非陷入進一步失序之中，“已成為發生在歐洲街頭的恐怖主義活動的孵化器”。不僅如此，為了服務於推翻卡紮菲和阿薩德政權的目標，在戰爭發生的早期，歐洲國家並未采取措施反對本國的聖戰分子赴利比亞、敘利亞作戰。對此，英國反恐特工查爾斯·休布裏奇表示：“或許他們覺得這些聖戰分子能為西方的外交政策目標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