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發展的人本意義
前沿
作者：馬洪立 曾怡
本文基於作者多年來關於人本發展經濟學理論基點，以及最近完成的中國人本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提供的實證研究線索，從“大曆史”視界來看，結合當今“綠色化發展”的時代背景和外來走勢，提出“人本綠色發展”觀點，即認為人類文明進步，是以自由為軸心，不斷提升人的全麵自由發展的人本發展過程，是不斷擺脫物質外在束縛、逐漸回歸精神自由家園的綠色化發展過程。由此推論：作為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健康安全保障人口大國和教育人口大國，如何實現多重社會經濟轉型，建立基於自然秩序、符合公共利益的製度保障體係，擺脫黑色工業化，將是中國人本綠色發展麵臨的最為艱巨而複雜的曆史使命和戰略任務。
一、綠色發展的大曆史視界：以人為本，回歸自然理性
正如盧梭所言，人是有自由意誌的特殊物種，但人類也是大自然的造物，人類文明自從誕生的那天起，人類便“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整個人類的發展過程，就是其試圖擺脫大自然束縛的過程。時下流行的“綠色（經濟）發展”，在本質上仍屬於一個曆史範疇，是在後工業化時代背景下，人類從自身利益出發，對工業化社會的“黑色發展”和前工業化社會的“白色發展”的否定之否定。在大自然演化的大視界下，綠色發展具有豐富的“人本”內涵。
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一個動物種群從高級哺乳動物、類人猿分化出來，經過了上千萬年漫長的曆史演化，才形成了真正具有勞動能力的人類。在漫長的原始社會，人類的生存、生活和生產方式主要是以部落為單位，利用簡單的石器工具，直接從大自然中采集植物花果和圍獵動物為食，隻是到了後期才逐漸發展起“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並進行少量零星的動物馴養活動。在這種“寄生於自然”的蒙昧時代，人類完全依附於大自然的生態係統之中，作為食物鏈較末端的一環與其他生物在生存競爭中“相依為命”，以血緣族群為單元進行集體勞動，以人神獸三位一體的圖騰崇拜為精神紐帶和價值標準，統攝約束著自己與大自然的和諧關係，這樣，人類就“本能地”加入到大自然的循環中，並能夠最“經濟”地依賴大自然提供的資源條件維持自己的生存。
在工業革命前的約5000年中，人類基本處於依附土地進行耕作維生的農耕時代。隨著植物栽培、動物飼養和金屬冶煉技術的發展，人類生活狀態從遊牧逐漸轉向定居，隨後人口數量和消費需求快速增長，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和社會分工逐漸深化，在此基礎上畜牧漁業、手工業和商業依次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社會組織形式由父係氏族公社製先後轉變為奴隸主和封建主土地所有製社會，於是，農業文明——其基本特征和理想境界就是“農業本位、分散經營，自給自足、豐衣足食”——成為人類社會發展在這一時期的時代標誌。在農耕時代，人類順應“物競天擇”的自然規律，憑借其認識和改造自然的特殊聰明才智，曾經創造了一係列輝煌燦爛的古代農業文明。這些文明往往在昌盛時期，物產豐富、人畜興旺，而發展到一定時期後，人地矛盾突出，糧食供求關係日益緊張，於是焚林開荒、過度開發，結果造成水土流失、土地生產力進一步下降；為了挽救沒落殘局，往往采取西方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Arnold J.Toynbee）所說的“自殺性”武力掠奪辦法，向其他文明發動戰爭，其結局是導致了自己和他民族文明的加速衰落甚至永遠滅絕。但是，就整體而言，人類在農耕時代的文明盛衰、世事更迭對於大自然的利用和影響是有限的，其破壞作用也是局部性的。
1784年瓦特發明蒸汽機，標誌著人類告別農耕時代而進入機器大工業時代。在此後的短短200年時間裏，人類生產力發展接連經曆了機械化、電氣化和電子化等三次大的產業技術革命。在技術革命的推動下，人類逐漸擺脫了依附自然、被動利用自然、單純依靠植物燃料為動力能源的生存狀態，走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控製自然的社會化大機器生產時代。隨著核能、微電子、分子生物和空間技術的迅速發展，人類憑借強大的超自然物質技術力量，不僅徹底改變了地球生物圈的自然麵貌，而且突破生物圈的限製，其觸角已經進入無限廣袤神奇的宏觀宇宙和微觀世界。同時，人類在生產關係、生活方式和社會製度方麵也發生了全球性的深刻變革。資本主義“迂回”大規模生產方式創造了人類社會過去成千上萬年都難以累積的財富積聚奇跡，也創造了“資本”與“勞動”對立的、貧富差距拉大和利益矛盾加劇的生產關係，以及耗竭資源、窮奢極欲的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在工業化社會中，人與人依托自然而直接依附的關係被人類依托市場中介而間接交往的關係所替代，個體勞動和工作意義被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的大規模流水生產體係所割裂、所異化，個人需要和生活意義被不斷膨脹、“物欲橫流”的市場需求所驅動和淹沒。與此同時，日益膨脹的人口規模、日益龐大的勞動大軍和無限拉長的生產營銷鏈條，以及促使要素不斷集聚和疊加的城市化發展，對於社會基礎設施、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所帶來的壓力和挑戰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