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管理及其發展趨勢
前沿
作者：劉秀瓊
摘要：全球化時代需要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管理。在對傳統公共產品理論進行反思之後，可以將全球公共產品界定為實際處於全球性公共領域的產品。公共產品性質和全球化演進規律決定了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管理的發展趨勢：供給主體是世界各國通過國際合作機製聯合提供；決策機製是公平公正框架下的多邊談判；生產製度的選擇上將傾向於事務專一性、多層次性以及側重結果的導向。
關鍵詞：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管理供給主體供給決策生產製度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常常與日益增強的私有性聯係在一起，它促進了經濟的自由、市場的豐富和國際市場的一體化；但同時——也許更重要的——全球化也關係到日益突出的公共性，關係到人們在生產生活上的相互依賴性如何得以不斷地增強。有鑒於此，本文探討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管理問題，探討的重點是由產品性質和全球化演進規律決定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管理的發展趨勢。
一、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
在國際體係無政府狀態下全球公共產品如何提供這個問題上，較早的主張是由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提出並由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發展起來的霸權穩定論，即在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等各方麵占據絕對優勢的霸權國家，通過為國際社會提供穩定的國際金融體製、開放的貿易體製、可靠的安全體製和有效的國際援助體係等國際公共產品，來獲得其他國家對由霸權國所建立的國際秩序的認同，從而實現體係內的穩定和繁榮。
按照霸權穩定論的邏輯，在霸權衰退之後，國際社會必將陷人失序的狀態，正所謂“有霸則穩、無霸則亂”。而現實中，二戰後建立起來的美國霸權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呈明顯衰退之勢，而國際秩序卻並沒有陷入混亂狀態，這該如何解釋呢？對此，以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提出了自由製度主義理論來解釋這個問題。自由製度主義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各國通過國際製度來聯合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從而建立和維持了國際秩序。
但是有人會問，大多數國際製度實際上是各國在長期討價還價的基礎上達成的，主要適用於日常的國際事務管理，而一旦突發國際危機，國際製度往往缺乏必要的靈活性和應急資源。那麼，在單個霸權國實力衰退無法單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而國際製度又缺乏必要的靈活性，無力應對突發性國際危機的情況下，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國際秩序是如何維持的呢？艾莉森·貝林（Alison Bailin）提出了“集體霸權”理論，他認為20世紀70年代誕生的七國集團（後為八國集團）是維持全球秩序的“穩定器”，承擔了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責任。八國集團既具備國際霸權的特征，又具有國際製度的特征——通過首腦會議、部長級會議、領導人私人助理會議、任務組會議、專家組和工作組會議這一連串的會議體係實現八大國之間的製度性互動，保證大國之間合作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願持久存在。顯然，貝林認為集體霸權是對霸權穩定論與自由製度主義理論的融合與超越。
那麼，作為“穩定器”的集體霸權是永久的嗎？如果哪一天集體霸權也衰落了，全球公共產品該由誰來提供？對此，筆者的觀點是：第一，霸權國家難以持久稱霸，集體霸權也難以長久維持。隨著文明進步條件下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廣大發展中國家必將逐步發展、強大起來，現有發達國家將逐步失去在國際事務中的極端優勢。即使弱國與強國的差距仍然存在，甚至哪怕差距還有所擴大，隻要廣大弱國發展到一定的絕對水平，經濟上擺脫了對強國的單向依賴，政治上消除了對霸權的單向恐懼，一國或多國集團想要維持霸權也將日益艱難。現實中霸權國對無核國家擁有核武器企圖的極端戒懼就說明了這一點。第二，隨著霸權力量的衰退，國際霸權對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意願也將減弱。國際霸權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理性動力在於其行為的邊際收益大於邊際成本，隨著霸權勢力的衰退，從提供公共產品中獲得的“聲望、光榮和不朽”等收益會下降，而承擔的成本會上升。第三，隨著霸權力量的衰退，包括非霸權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通過平等合作等國際機製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將成為一種趨勢。這種趨勢是公共產品的本質要求：雖然產品的供給公共性是獨立於消費公共性的，產品的消費公共性並不一定意味著供給公共性，但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表明，帕累托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的必要條件是各消費者邊際收益之和等於該產品的邊際成本，因此隻有每個消費者按照其邊際收益支付公共產品的生產成本，公共產品供給才是有效率的，即帕累托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要求供給的成本公共性與消費公共性保持一致。全球公共產品的受益者是世界各國，因此要使全球公共產品得到有效供給，必須由各國根據其收益情況參與到供給活動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