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 看見『唯一的樹葉』
記錄
作者：李軍奇
一片樹葉的靈氣需要攝影師同樣的靈氣才可以表達出來。
在詩人、攝影家莫非眼裏，沒有新葉和枯葉，隻有充盈的生命與光。
『按快門的那一點點啊，要麼是風情萬種，要麼是一團漆黑。
也就是說，除了「唯一的樹葉」，其他的樹葉再金貴也沒什麼。』
“我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1967年，6歲的莫非，目睹父母輩被紅衛兵限令兩天之內“滾出北京城”。快60歲的父親帶著近50歲的母親與驚懼的莫非，倉皇地落腳河北一個貧窮的縣城。莫非記得第一夜，他們一家是睡在滿地穀草的牛圈裏。父母不會幹農活，如果沒有親戚的接濟，“真不敢想怎麼能挺過來”。一年除夕，母親為了改善夥食，包餃子給家人吃，誰知餃子沒撈上來，就化開了—沒有麵粉，母親隻能找到白薯麵，但白薯麵是不能包餃子的。一家人臨鍋哽咽。
被打壓的家庭，貧瘠的生活，陌生的環境，這讓在北京生活慣了的莫非感到那麼困惑，“那時我就很害怕和人交往，對世界不理解，覺得極其荒謬。”曾經的出生地，拋棄了他們，而投奔之地，是如此荒涼和陌生，這讓莫非對故鄉的概念極其羨慕與隔膜。而這種人生的疏離感，也使他過早陷入對世界的敏感。多少年來，莫非試圖用詩歌、鏡頭，抵禦孤獨，找尋光亮。
以詩抵禦荒謬
10歲那年，莫非同夥伴在河邊玩耍。不小心，不會遊泳的莫非掉進水裏，“我大喊救命，其他人在水裏嬉戲，沒有救我，反而認為我在開玩笑。”莫非回憶道，當時一個被大家看做“傻子”的人聽到救命聲居然把莫非拉上了岸。自此，“我對人世間所謂的智和蠢的理解，與別人不一樣了。”莫非至今對那場遭遇耿耿於懷，“自以為聰明的人，對生命的消逝無動於衷，反而他們眼中的‘傻子’卻看到了生命的掙紮。從那以後，我對自以為是的人敬而遠之。”
粉碎“四人幫”後，莫非所在的地區尚未被“春風”吹拂，莫非依然享受“特殊待遇”—不能上高中。1979年，未上過高中的莫非有幸參加高考，被一家中專錄取。這時他麵臨著選擇—要麼跟隨落實政策的父母回到北京，要麼接受錄取，留在當地。被命運折騰夠嗆的莫非，討厭繼續做一個異鄉人，他選擇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後，莫非一頭紮進圖書館，痛快地吮吸知識的甘露。“終於沒有人不許我讀書。”莫非當時被安排到北京市園林局工作，所有的工資，基本上都用來買書，讀的哲學書比讀的詩要多得多。“我真不理解當年的紅衛兵現在說青春無悔是什麼意思。我的外祖父成分不好，連累到我的母親，最後連累到6歲的我，一家遭那麼大的罪，就是紅衛兵當年上門宣判的結果。”莫非說自己一直未從童年創傷中解脫出來，當初寫詩，就是為了抵禦這種荒謬，甚至現在做丁克一族，也是當年那種株連式懲罰留下的陰影—“不想要孩子，就想傷害到我這為止吧。”
“我那時的詩歌主題多是對人類命運的思考，追問我是誰，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莫非說自己6歲被趕出北京，19歲時又回到北京，一切又是陌生的，北京也不像自己的故鄉。莫非那套父親單位分的兩室一廳的房子，在當時確屬稀罕，他家成了北京詩歌青年的聚會場所之一，“常常和馬德生、嚴力、江河、多多、芒克、北島、黑大春等詩人和藝術家一起玩。我那時19歲，可能在北島眼裏就是小青年。”而莫非和詩人馬德生的友誼持續了三十多年。
那時莫非對既寫詩又會畫畫的詩人有特別的好感，而馬德生正好就是那樣的人，何況馬德生心地又特別善良。莫非的第一本詩集的插畫，都是馬德生的一幅幅原版木刻；1985年，莫非結婚，馬德生也是忙前忙後地張羅。“他是一個有腿疾的人，坐在輪椅上畫畫寫詩，按理說，他最需幫助，而他恰恰是幫助了別人。”1980年代初，馬德生到法國定居，後去美國佛羅裏達觀光時遭遇車禍，同行的女友當場死亡，而傷勢嚴重的馬德生被放棄治療，結果他在太平間有了呼吸；後因溝通誤會，被護士拔掉了氧氣罩，差點送命。九死一生，馬德生一條胳膊和一條腿受了重傷。“他這樣了，還沒放棄畫畫，而且越畫越好。1997年，我作為非官方詩人去巴黎參加第四屆國際詩歌節，也與他背後的推介有相當大的關係。”
拍攝植物，是用鏡頭寫詩
寫詩的莫非，在40歲時，突發奇想，要換一種方式寫詩。他學會了擺弄相機。“由於對人際交往向來很怵，拍攝的對象多是植物。而拍植物時，能感覺自己回到了無憂無慮的童年。自然是平等的，小時候在田野裏玩，隻有它不會欺負我，那種神秘、明亮和遼闊，是那麼動人心魄。”莫非說他可以四小時不抽煙，不喝水，趴在草地裏拍植物的花蕊、花瓣，拍有著美麗的紋路的樹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