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的文化沉思
觀察
作者：王毅
中華民族的崛起是精神的崛起，精神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的基因。一個民族興衰，首先是精神的興衰。
列寧曾說：“在任何戰爭中，勝利歸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戰場上流血的群眾的精神狀態決定的。”精神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的基因。一個民族興衰，首先是精神的興衰。
中日榮辱觀差異決定戰爭勝敗
武士道精神是大和民族之魂，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重榮譽而知恥，以流血為榮，以流淚為恥。對於武士而言，他們視武士榮譽重於生命，倘若他們認為自己有辱領主的榮譽，就會自殺以謝罪。一言以蔽之，武士道就是為了榮譽看透死亡，而且是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要成為真正的武士，都得接受魔鬼般的訓練，甚至野蠻的考驗，磨煉出他們冷酷、忍耐、冒險的鮮明性格，這也成為日本的民族性格。他們隻崇敬強者，從不憐憫弱者，這種“重榮譽而知恥”的精神已經深深植根於大和民族的血脈，影響著日本一代又一代人。
明治維新以來，西方先進的軍事思想和武器裝備與武士道精神相結合，使日本軍隊成為世界近代史上最野蠻強悍的軍隊。正是憑借這支軍隊，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橫行肆虐，“果斷地死、毫不留戀地死、毫不猶豫地死”，讓對手無不瞠目結舌，也讓一些對手精神崩塌，放棄抵抗。
培根曾言：“任何國家之所以偉大，主要在於是否有尚武的人種。”戰國尚武，但自秦朝統一中國後，統治階層極力推行符合其利益的思想文化，桎梏國民思想，國民重“內修文德”，輕“外治武功”，多講明哲保身，莫談國家政治，無一不頹損人之雄心，消磨人之豪氣，使國民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戢戢如馴羊。梁啟超說：“不數年遂使英穎之青年化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蔡鍔則說：“中國之教育，在摧殘青年之才力，使之將來足備一奴隸之資格。”
甲午戰爭之前，《北洋海軍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實際情況是“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水師最高指揮者丁汝昌，在劉公島蓋鋪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
甲午平壤之戰結束後，日軍在清理清軍遺棄物品時，發現衛汝貴妻子給其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於財，宜自頤養。且年事已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此信後來被日本作為敗軍亡國的反麵教材警戒其國人。
北洋水師營務處總辦羅豐祿也好不到哪兒去。生活在環境幽雅的天津紫竹林，沒有在籌劃戰事上勞思費神，卻利用自己在北洋水師統帥層的特殊地位，通過關係把侄子調離硝煙彌漫的前線。在戰事緊要階段給妻妾的信中，羅豐祿關心的幾件事是：一旦撤換北洋大臣李鴻章，自己在官場上將失去後台；戰爭最好早日結束，中日最好早日議和；一旦和議成功，就會接妻妾子女回天津團聚。家比國大，隻能看到家裏那點蠅頭小利，哪能有國家和民族擔當？哪裏又會有什麼精神可言？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武士道“受命忘家忘親”的精神。甲午戰爭期間，在中國腐朽的統治者仍在貪圖享樂籌擺宴會之時，明治天皇在大本營親自領導作戰。牙山戰後，天皇親自譜寫歌詞：“我勇猛之兵士，踏過彼我之屍體，奮勇前進，那是牙山之本營。前進、再前進，凱歌三唱。”黃海海戰後，天皇敕令嘉獎有功官兵，親自為犧牲官兵舉行祭奠儀式，還再次親自譜寫軍歌《黃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義烈之戰，大破敵之氣勢，使我國旗高照黃海之波濤。”時至今日，日本人仍不喜歡《紅樓夢》，他們認為《紅樓夢》過於家長裏短，兒女情長，纏纏綿綿，不符合大和民風，而酷愛《三國演義》和關雲長，能使他們陶醉於豪情壯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