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國外交：未來十年的中國外交戰略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左傳·文公七年》
“崛起”是中國政府官方講話和文件中回避使用的一個詞，但“民族複興”一詞則是官方文件中倡導使用的。由於中國在曆史上多次是世界中心國家，因此“民族複興”具有濃厚的曆史色彩。“崛起”缺乏“民族複興”的曆史感，但具有強烈的時代感。然而，兩者的區別並不能否定兩者本質上的一致性。2012年11月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立即在國家博物館發表了關於民族複興的講話。他說：“現在，我們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目標，比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當中國領導人把實現民族複興作為自己任期內的目標而非後代的責任的時候，中國政府將不得不選擇崛起的對外戰略。世界上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成功崛起戰略，所有成功的戰略都是隨著條件變化而不斷調整的戰略，即“與時俱進的戰略”。
領導人的個性對外交政策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未來十年中國的對外政策將更多地由其國際地位、國際環境和國家利益變化決定。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崛起為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的十年，這一因素決定了中國不得不製定與其國際地位、外部國際環境和國家利益相一致的對外戰略，而並不在於中國新領導人是否想改變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政策。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建立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強大軍隊。這意味著，中國的對外戰略也得向與國際地位相一致的方向發展。未來十年，中國將不斷學習如何製定超級大國的對外政策，在承擔國際責任的同時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到2023年，中國外交將體現出“大事小以仁”的傳統觀念和“接觸”（engagement）的現代特色，即通過交往使對方將其政策向正確的方向
調整。
王道與霸道：中國需要什麼外交思想
未來十年，如果中國繼續以經濟實用主義思想指導外交，中國不僅會麵臨國際形象日益惡化的危險，與他國的經濟衝突也會遍布全球。經濟實用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在未來十年都難以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
未來十年，道義現實主義有成為中國外交政策指導思想的可能性。如何克服體係壓力，實現民族複興將是未來十年中國外交麵臨的最大課題。
未來十年，國際格局兩極化的可能性大於多極化，而且兩極中的一極是中國。不當頭的外交思想將使中國被國際社會視為不負責任的國家，這會嚴重損害中國自身利益。
未來十年，中國麵臨的將是“中國責任論”的國際體係壓力。中國目前堅持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這種做法符合韜光養晦的原則，但也使中國麵臨著不斷上升的“中國責任論”壓力。
2023年，中國將成為與美國同一級別的超級大國，因此中國除了需要有巨大的物質力量來建立國際新秩序外，還需要以新思想為指導建設新型國際規範以穩定那個新秩序。
自古以來，每當中國崛起為強國，有關王道和霸道的爭論就會出現。王道思想強調對外政策要建立大國的戰略威信，因為戰略威信與物質力量同為國際主導地位的基礎。而霸道思想則認為，隻有物質力量才是國際主導地位的基礎，因此不必在乎國際威信。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外交政策麵臨著多種不同政治思想的影響，其中競爭最為激烈的有三派。
目前最有影響力的是經濟實用主義。這一派認為，經濟是綜合實力的基礎，因此經濟利益應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要繼續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為了擴大經濟利益，中國應繼續堅持韜光養晦原則，避免介入與己無關的國際事務，更不宜為了安全利益和主權利益與其他國家發生軍事衝突。其理論邏輯是以妥協求和平，以和平保經濟建設，以經濟建設緩解社會矛盾。
第二派是政治自由主義。這一派認為，良好國際形象是大國最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因此應把融入當前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作為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為了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中國應放棄韜光養晦原則，放棄不幹涉內政的做法，積極參與西方主導的國際幹涉，特別是要參加對獨裁政權的製裁。其理論邏輯是以參與幹涉獲取西方的接受，以西方的接受建立良好的國際形象，以良好的國際形象改善國際環境。
第三派是道義現實主義。這一派認為，政治領導力是綜合國力的基礎，超級大國應將提高戰略信譽作為首要外交目標。中國應借鑒古代王道思想發展當代道義現實主義，以“公平、道義、文明”為對外政策指導思想，建立責權相等的國際新秩序。為了提高國際戰略信譽，中國應承擔更多的國際安全責任，特別是為友邦提供安全保障。其理論邏輯是以物質國力和道義建立國際戰略信譽，以國際戰略信譽贏得更多盟友，依靠眾多的盟友實現民族複興。
未來十年，如果中國繼續以經濟實用主義思想指導外交，中國不僅會麵臨國際形象日益惡化的危險，與他國的經濟衝突也會遍布全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繼續把經濟利益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其國際形象必然和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一樣，被世界認為是“經濟動物”。越來越多的經濟利益衝突將阻礙中國建立友好的外交關係，使中國變得十分孤立。如果用政治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中國對外政策，其結果將是內政與外交之間矛盾加劇。參與西方的國際幹涉不可避免地會削弱中國現行國內政治體製的合法性。內政和外交分別由兩種不同的思想指導，其結果將是國際信譽更加惡化，國際上將無人信任中國。故此，經濟實用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在未來十年都難以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指導思想。
未來十年，道義現實主義有成為中國外交政策指導思想的可能性。中國崛起將帶動21世紀世界中心從歐洲向東亞的轉移，因此中國在崛起的衝刺階段將麵臨國際體係壓力迅速上升的困境。如何克服體係壓力，實現民族複興將是未來十年中國外交麵臨的最大課題。中國隻有克服了這個體係壓力，才能成為一個比美國更強大、更受歡迎的超級大國。為此，中國必須創造新的且能被世界廣泛接受的世界觀，建立新型的國際規範。道義現實主義提供了克服國際體係壓力所需要的內外統一的且能超越美國思想體係的指導思想。這種指導思想既可以用來指導內政，建設比美國更為優越的社會，同時也可以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接受，用於建立新型國際關係。以這種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為指導，結合全球化時代的特殊性，我們可以創造出新的普世價值觀，建立國際新秩序和國際新規範。
中國需要引領世界的思想
未來十年，國際格局兩極化的可能性大於多極化，而且兩極中的一極是中國。不當頭的外交思想將使中國被國際社會視為不負責任的國家，這會嚴重損害中國自身利益。為此，中國對外政策需要從世界領導者的角度兼顧自己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2012年習近平在出席清華大學舉辦的首屆世界和平論壇開幕式時表示：“一個國家要謀求自身發展，必須也讓別人發展；要謀求自身安全，必須也讓別人安全；要謀求自身過得好，必須也讓別人過得好。”這是一種典型的世界大國兼顧自己和世界整體利益的共贏理念。
20世紀90年代初期，當國際格局從兩極向單極轉變時，中國的綜合實力約為美國的1/10，與其他大國相比也是一個弱者。當時的中國非但不是世界的一極，而且麵臨著蘇聯國家解體那樣的危險。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全麵製裁，世界上流行的是中國崩潰論。與此相反，未來十年，中國麵臨的將是“中國責任論”的國際體係壓力。中國目前堅持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這種做法符合韜光養晦的原則，但也使中國麵臨著不斷上升的“中國責任論”壓力。這一壓力不僅來自發達國家，也來自發展中國家。一些發展中國家不僅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經濟責任，而且希望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安全責任，希望中國能為它們提供安全保障。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和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之間形成了內在矛盾；做負責任大國的政策目標與不當頭的原則形成了矛盾。
中國采取當頭還是不當頭的外交原則，不僅需要考慮物質實力，更得考慮利益得失。對於中國而言，不當頭造成的戰略損失將遠大於當頭付出的經濟代價。作為國際格局中的一極，中國不當頭的思想不但不能幫助中國樹立起謙虛謹慎的國際形象，而且還會使中國麵臨日益被孤立的國際局麵。在兩極格局中，中小國家不可避免地會向兩極的主導國尋求安全保護、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當它們有望從中國獲得上述支持時，它們會自然地追隨中國；反之它們則轉向另一極的美國尋求支持。寄望中小國家不利用兩極格局中的中美戰略矛盾來維護它們自己的利益，不利用中美矛盾與中國討價還價，這是低估了它們的智商。在兩極化的過程中，如果美國廣結盟友於天下，而中國與各國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麼中國所麵臨的孤立環境將可想而知。如果中國孤立於國際社會，那麼民族複興的理想將無法實現。在國際格局兩極化的趨勢下，中國要為民族複興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將不得不放棄不當頭的外交原則，而且需要以引領世界的思想來指導對外政策。
中國要用什麼思想引領世界
在國際政治中，當頭並非是占盡所有的物質好處，而是要建立一種新型的國際體係，當然這種國際體係要與本國的最高政治目標一致。習近平在十八大新一屆中央常委第一次亮相的新聞見麵會上講：“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曆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要實現民族複興，就不得不對現行國際體係進行改革，而要改革現行體係就得提出改革的新思想和新觀念。這種新思想要引領世界潮流，首先它得能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然後才可能變成國際社會的行為規範，繼而內化為多數國家的自覺行為。
能夠引領世界的思想必然是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政治思想，而不可能是一種積累財富的經濟思想。中國需要提出與美國不同但又比美國更為進步的國際政治思想。例如，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仁”、“義”和“禮”這三個觀念近似於現代的 “公平”、“正義”和“文明”。從政治倫理的角度講，“公平”、“正義”和“文明”分別是高於“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普世價值觀。中國提出這樣的價值觀，其國際領導權的合法性就會高於美國。當然，一國價值觀能否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接受不在於是否聽上去好聽，而是取決於這種價值觀實踐的結果。就中國目前的國內狀況而言，“公平”、“正義”和“文明”的價值觀恰好符合反腐倡廉和共同富裕的政治路線。在國內實踐這種價值觀是在國際上提倡這種價值觀的基礎。在這種價值觀的指導下，中國內外政策都會從經濟導向轉向政治導向。當內政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建立公平、正義、文明社會，對外政策從追求有利於經濟建設的和平環境轉向塑造有利於民族複興的國際環境時，內政和外交的政治指導思想即可實現統一。這將有助於降低中國崛起的國際體係壓力，為民族複興爭取一個較好的國際形勢。
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是當前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兩種政治思想，但這並不意味著道義現實主義沒有超越它們的機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建議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全球治理規範就得到了相當一些國家的支持。這一規範是典型的公平原則而非平等原則。習近平提出的“自身安全必須也讓別人安全”理念就是一種符合公平、正義和文明思想的理念。道義現實主義的優勢在於它繼承了傳統現實主義以實力維護國家利益的觀念，但是發展了責、權、利三者公平的正義原則和以文明方式處理利益衝突的原則。到2023年，中國將成為與美國同一級別的超級大國，因此中國除了需要有巨大的物質力量來建立國際新秩序外，還需要以新思想為指導建設新型國際規範來穩定那個新秩序。
負責任大國：中國需要什麼外交原則
未來十年，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環境將有很大變化。中國的海外利益將迅速地從經濟領域向非經濟領域擴散，特別是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麵臨的威脅將會越來越大。這將迫使中國外交原則從經濟導向轉為政治導向。
未來十年，中美實力越接近，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會越粗魯。
未來十年，中日釣魚島之爭難有一個最終的解決方案。
未來十年，中國在兩極化國際格局中的一極地位將使中國外交無法采取依附、搭車或獨立於各方的政策。中國將需要學習如何當領導和如何當受擁戴的國際領導，特別是如何當一個比美國更受擁戴的領導。中國需要弘揚謙虛謹慎的戰略文化而不能繼續遵循韜光養晦的戰略原則。
未來十年，中小國家對中國承擔國際安全責任的期望值將不斷上升，這必然與中國不幹涉內政的原則形成矛盾，因為國際社會認為不幹涉內政就是不支持國際正義。
未來十年，中國將越來越意識到，友好關係競爭將是中美兩國外交的重要任務。
未來十年，中國要成為一個受擁戴的超級大國，就需要建立良好的國際戰略信譽。
“文革”使中國領導人和中國民眾對貧窮產生了巨大的恐懼心理，同時也對財富產生了強烈的崇拜心理。“文革”結束之後，中國政府製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原則得到了全體人民的支持，並且用於指導所有的具體工作。外交工作也不例外，外交服務於經濟建設成為一個重要原則。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濟導向的對外政策是正確的，但未來十年，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環境將有很大變化。中國的海外利益將迅速地從經濟領域向非經濟領域擴散，特別是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麵臨的威脅將會越來越大。這將迫使中國外交原則從經濟導向轉為政治導向。
未來十年，中國麵臨的安全威脅隻會增加而不會減少。許多人誤以為，中國的物質力量增強了，國家的安全威脅就減少了。中國新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這種思想的危害性，並開始糾正這種思想。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習近平說：“我們的事業越前進、越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就會越多，麵臨的風險和挑戰就會越多，麵對的不可預料的事情就會越多。”這個論述非常符合“崛起國越強大，所麵臨的國際體係壓力就越大”的客觀現實。這如同在奧運會足球比賽中，運動員在決賽時麵臨的困難和受傷危險都要大於初賽。一個崛起大國實力的增強將從三方麵增加該國所麵臨的安全問題。第一，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中國企業在海外不斷拓展市場，中國公民在海外的人數增加，停留的時間延長。僅此兩項變化就會帶來越來越多的海外企業和人員安全保障問題。如何保護海外企業和人員的安全將成為中國外交政策不得不處理的日常事務。第二，為了保護海外企業和人員的安全，中國需要增強海外軍事投放能力，而這種能力的提高必然導致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擔心。這些國家必然加強對中國的安全防範措施，這些措施又不可避免地對中國構成戰略安全威脅。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安全困境。第三，保護海外企業和人員安全需要以海軍實力為基礎，中國的海軍現代化不可避免地要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發生矛盾。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是以其軍事力量為基礎的，美國在亞太的主導地位的基礎是海軍實力。美國海軍中將戴維·巴斯說：“航母不僅是力量的象征，更是力量之源。”美國要保持在亞太地區的海上霸權，必然需要遏製中國的海軍現代化，雙方在亞太地區的海上安全矛盾將不可避免。
未來十年，中國麵臨的政治衝突也將呈增長趨勢。第一，中國將要趕上和超越美國之際將是兩國結構性矛盾最為嚴重的時期，這是中美發生重大政治衝突的危險期。未來十年，中美綜合實力差距將發生質變，中國將成為與美國同一級別的超級大國。在這個時期，美國防範中國超越自己的措施將是魯莽和粗暴的，如同運動員在彎道上為阻止後麵運動員超越，會禁不住使用違規動作。奧巴馬贏得連任後第一次出訪的國家是泰國、緬甸和柬埔寨。這三個國家是東盟成員國中與中國關係較好的。美國政府絲毫不隱諱這次訪問是防範中國的“再平衡戰略”的一部分。未來十年，雙方實力越接近，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會越粗魯。第二，日本因嫉妒中國的崛起而心生不滿，會因此與中國產生許多摩擦和衝突。未來十年，中日釣魚島之爭難有一個最終的解決方案。日本在與中國發生經濟利益衝突時還會以領土之爭為借口製造一些衝突。日本是中國鄰國中的大國，因此穩定中日關係的需求也會促使中國采取政治導向的外交原則。
在安全威脅和政治衝突不斷增加的趨勢下，堅持經濟導向的對外政策將事倍功半，因此中國將采取政治導向的外交原則。政治導向的外交原則要求把戰略信譽和政治影響力而不是經濟利益作為首要考慮。對發展中國家采取經濟導向的外交政策將變得更加不合理。除了少數能源出口國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著特殊意義之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並不能為中國提供重大的經濟利益，對中國的經濟建設所起的作用並不大。相反，這些國家群體性的政治支持對於中國來講卻十分重要，因為中國目前的外交友好關係是稀缺的。隨著兩極化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國家的政治支持對中國而言會更有價值，其重要性將遠大於它們所能提供給中國的經濟利益，因此中國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將會轉向政治優先。
中國的王道外交原則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從強國變為弱國，從此失去了國際主導地位。此後的100多年裏，中國外交都是在強國之間尋求生存，近30年來才從求生存轉向求發展。求發展顯然高於求生存，但這仍低於引領世界前進的外交原則。近200年來，中國外交或是在強國之間選擇依附，或是獨立於所有大國，因此中國外交缺乏主導國際事務和引領國際社會的實踐經驗。雖然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但中國並未真正成為第三世界的領導者。未來十年，中國在兩極化國際格局中的一極地位將使中國外交無法采取依附、搭車或獨立於各方的政策。中國將需要學習如何當領導和如何當受擁戴的國際領導，特別是如何當一個比美國更受擁戴的領導。中國需要弘揚謙虛謹慎的戰略文化而不能繼續遵循韜光養晦的戰略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