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中國要成為一個受擁戴的超級大國，就需要建立良好的國際戰略信譽。僅僅擁有強大的物質力量，還不足以使一國成為受國際社會擁戴的領導國。荀子將國際主導國分為王權、霸權和強權三類。王權是受他國擁戴的而強權是為他國所敵視的，霸權國則居於兩者之間，是一個采取雙重標準外交政策的主導國。依據荀子的標準，美國雖未達到但已接近霸權水平。例如，在防止核擴散問題上，印度和朝鮮都違反了核不擴散原則，但美國與印度進行核合作卻製裁朝鮮的核計劃。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中國要超越美國，就需要采取王道的外交原則。王道外交原則的本質是良好的戰略信譽，而良好的國際戰略信譽就是21世紀開始流行的概念——“負責任大國”。也就是說，中國若采取王道的外交原則，必然會被世界上的多數國家認為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中國的戰略信譽將需要以承擔國際安全責任為基礎。在無政府的國際體係中，對中小國家來講，一個世界大國是否可靠，是指可否依靠該國來保護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指可否依靠該國來改善自己國家的民生。中小國家的民眾從不指望外國政府來改善他們的生活水平，因為外國政府無權製定本國的發展政策，但是中小國家的民眾卻指望一個大國為本國提供安全保障，因為他們知道本國政府無力抵禦強國的軍事威脅。中小國家的民眾甚至會要求世界大國來推翻本國的政府，因為很多中小國家政權的生存基礎是他國的軍事支持。冷戰結束時東歐政權的倒台和2011年中東獨裁政權的倒台都證明，如果沒有外部軍事支持，許多中小國家的政權是維持不下去的。伊拉克民眾支持美軍推翻薩達姆政權也說明了同樣的道理。2010年起，菲律賓和越南要求美國為其提供安全保護也說明，中小國家需要世界大國提供國際安全保護。然而，上述這些國家中的民眾無一要求美國為其製訂經濟發展計劃。同理，中國要建立起國際戰略信譽，也得為他國提供安全保護。
使用軍事力量是中國建立國際戰略信譽的基礎。許多人認為，隻要中國堅持和平崛起，對外不使用武力，中國就能建立起國際戰略信譽。這種想法顯然不符合冷戰結束以來的曆史客觀事實。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沒有一天不進行戰爭，英、法、德也多次卷入戰爭，然而世界上卻沒有美國威脅論或歐洲威脅論。相反，中國自冷戰結束以來連邊界軍事衝突都未卷入過，而中國威脅論卻從未停息過。由此可見，國際社會是否認為一個國家是國際威脅並不取決於該國是否進行了戰爭，而取決於該國進行的戰爭能否得到多數國家的支持。當一個世界大國采取絕不使用武力的政策時，這意味著該國將不懲罰非正義的行為，並因此被視為不負責任的國家、不可信賴的國家和沒有正義感的國家。
隨著中國的物質實力接近美國，中小國家對中國是否是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判斷將主要依據中國承擔什麼樣的國際安全責任。例如，2011年中國在聯合國關於利比亞問題的決議上采取棄權的做法，就被國際社會認為是不負責任的。未來十年，中小國家對中國承擔國際安全責任的期望值將不斷上升，這必然與中國不幹涉內政的原則形成矛盾，因為國際社會認為不幹涉內政就是不支持國際正義。為了增強中國的國際戰略信譽，中國將需要對不幹涉內政的原則進行限定，即明確所不幹涉的內政事務的類型。對於這些類型之外的其他內部事務，中國不僅需要參與國際幹涉，而且需要提出如何幹涉和幹涉程度的具體主張，以引領國際社會共同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國際秩序。
中國需要放棄不結盟原則
目前，大國實力對比是有利於中國崛起的，但是大國戰略關係卻對中國不利。美國雖然處於物質實力增長緩慢的狀態，但它仍是世界上擁有盟友最多的國家，至少有42個不同類型的軍事盟友。相比之下，不結盟政策使中國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盟友。缺乏盟友已經成為中國在改善國際環境過程中麵臨的最主要問題。奧馬巴政府采取的巧實力外交實際上就是擴大統一戰線的策略，這使美國與大國的戰略合作關係得到了鞏固和加強。未來十年，實力相對衰落的美國將更加依靠軟實力優勢來彌補其硬實力的不足，因此強化同盟關係將是其必然的外交策略。要拓展新盟友，美國必然會主動爭取那些得不到中國保護和支持的國家。為防止被國際社會孤立，中國將需要對不結盟政策進行調整。國際格局是由大國實力對比和大國戰略關係兩個要素決定的，因此結盟的策略可以幫助中國增加真實戰略夥伴的數量，從而有助於國際格局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更快地轉變。到2023年，中國將可能在全球範圍內建立起20個左右的盟友或全天候的戰略夥伴關係。這雖然遠少於美國的軍事盟友，但已經是一個初具規模的穩定的戰略同盟體係。相反，如果中國的戰略友好關係得不到有效改善，國際格局的兩極化速度就會相對減緩。
中國明確放棄不結盟政策有較大的政治困難，但是用其他稱謂來代替“盟友”這個概念並不是很難。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不斷用“戰略夥伴”這個概念描述國家關係。這個概念的優點是本身沒有實質性含義，中國與俄羅斯是戰略夥伴，與美國也是戰略夥伴，與朝鮮是戰略夥伴，與日本也是戰略夥伴。戰略夥伴的真實性質是由其修飾詞決定的。例如，全天候戰略夥伴就高於戰略合作夥伴，戰略合作夥伴又高於戰略互信夥伴。鑒於巴基斯坦已被定位為“全天候戰略夥伴”，因此這個詞具有較大潛力取代“盟友”。無論中國是否發明一個新詞來替代“盟友”，中國都難以繼續堅持不結盟政策。
未來十年，中國將越來越意識到，友好關係競爭將是中美兩國外交的重要任務。目前，具有成為中國盟友潛在可能的周邊國家是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巴基斯坦、緬甸、斯裏蘭卡、孟加拉國、老撾、柬埔寨。這些國家都麵臨著美國的戰略壓力，因此需要借助中國增強自己的安全保障。中國不願結盟的最主要顧慮是擔心卷入這些國家與美國的戰略對抗，然而亞太國家已經準備好從中美戰略矛盾中漁利。因此，與其等這些國家利用中美矛盾來與中國討價還價，不如主動與它們結盟並以此增強與美國競爭的國際力量。
地區戰略：側重國家還是組織
未來十年，中日結構性矛盾和中美結構性矛盾的深化將使東亞國家間的衝突呈上升趨勢。中國東亞地區政策需劃分敵友，逐漸將對澳大利亞政策納入東亞地區戰略。
未來十年，中國的中亞政策應側重強化上合組織的一體化。
未來十年，南亞國家的經濟都難有大的發展，因此中國的南亞政策的主體目標應是政治導向，加強與印度之外的南亞國家的合作，促使印度不介入中美在東亞地區的戰略競爭。
未來十年，中國對歐洲政策需要側重國家雙邊關係。
未來十年，中國需要通過向歐洲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改變歐洲對華居高臨下的心理。
未來十年，中國對非政策應側重與五個次地區大國的雙邊友好
關係。
未來十年，中國的拉美政策應把巴西作為拉美地區最主要的戰略夥伴。
未來十年，中國的中東政策應繼續經濟導向的原則。
未來十年，對迅速崛起為超級大國的中國來講，對外戰略需要從地區性向全球性發展。在古代，由於交通技術的限製，東亞地區與其他地區是相對隔絕的。雖然中國曾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並沒有擔任全球性領導國的經驗。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實力也未曾達到過世界級的水平，因此中國不曾有過全球性外交戰略的需求。然而，中國將在未來十年崛起為全球性的超級大國，因此中國必然需要全球性外交戰略。這就如同“二戰”以來的美國和冷戰時期的蘇聯，無論它們是否願意，都不得不從全球角度製定對外戰略。
中國地處東亞，因此需要以東亞為中心向外延展並製定一個分地區戰略。東亞為核心戰略競爭區。東亞是中國的前院，它不僅是中國的所在地，更是未來的世界中心。俄羅斯、中亞和南亞為戰略緩衝區。這三個次地區是中國的後院，中國需要鞏固與這些地區的國家的戰略關係，使之發揮隔絕遠方壓力的作用。歐洲和北美洲是戰略衝突預防區。這兩個地區的大國都是中國的戰略競爭者，中國與歐美國家不僅難以進行安全戰略合作，而且經濟競爭也會加劇。中國需要防止與歐美國家的衝突升級。餘下的大洋洲、非洲、拉美和中東為戰略團結對象區。這些地區與中國的地理距離較遠，且沒有世界級的強國，因此與中國既無直接的衝突和競爭也缺乏重大的共同利益。然而，這些地區擁有大量的票源，對於提高中國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國需要把這四個地區的國家作為政治團結的對象。
未來十年，多數地區的內部衝突會加劇，這將使許多地區合作組織更難發揮作用。許多東亞國家之間的曆史積怨很深，美國與東亞國家沒有領土分歧，在東亞經營了70多年都無法建立多邊同盟，而中國與東亞國家還有領土分歧，因此更無法采取多邊為主的地區安全戰略。中日結構性矛盾和中美結構性矛盾的深化將使東亞國家間的衝突呈上升趨勢。歐洲經濟困境將加劇歐盟成員貧富、南北和新舊三重矛盾，同時會刺激歐洲分離主義勢力的發展。中東地區大國爭奪與宗教派係矛盾相結合，將加劇中東地區的混亂局麵。非洲的地區合作本就不密切，地區組織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很難形成地區性的整體對華政策。拉美區域化雖能得到發展，但美國必將采取各種手段加以阻撓。麵對這種發展趨勢，中國的地區政策應側重於改善與每個地區的核心國家的雙邊關係，與地區組織的合作隻能是輔助性的。
雙邊為主、多邊為輔的戰略需要以明確敵友這一外交原則為前提。把劃分敵友的外交原則視為冷戰思維的看法，既不符合客觀事實也不符合外交工作的本質——自古以來外交就得劃分敵友。自18世紀全球性的國際體係形成以來，還沒有一個世界大國能與所有國家都建立友好關係的。世界上友好關係都是以不友好關係為參照體現出來的。現代外交的本質就在於，與他國發生衝突時盡量爭取較多國際支持，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利益。不分敵友的結果將是沒有朋友，在與其他國家發生衝突時將得不到任何國家的支持。中國需要把一個地區的國家分為不同的友好等級，依據友好程度製定相應的雙邊政策：保護和照顧盟友，爭取中立者，懲罰敵對者。這樣中國才能擴大國際支持，削弱國際敵對勢力，建立起負責任大國的國際戰略信譽。
多邊外交可服務於多種不同的國家利益，但對於走向超級大國的中國來講，最主要的作用是增強對外政策的合法性。在兩極化的過程中，多邊機構的作用將呈下降趨勢。當兩超產生分歧時，兩超所參加的國際機構都很難發揮作用。未來十年，聯合國安理會將越來越多地使用否決權。隨著中國日益接近成為超級大國，其對外政策將不得不調整得與其地位相一致，而一些國家則必然不適應中國的外交政策調整。中國將難以對多邊機構解決問題的作用抱太大期望，更多的是通過參與多邊外交增強其政策的合法性。例如，中國通過參加多邊國際機製的議題設置來提高中國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弱化反對的力量：自2009年以來，中國在二十國集團峰會上支持討論金融風險防範的問題而反對討論人民幣彙率問題；在2010年以來的東亞峰會上，中國推動區域經濟合作的討論而反對討論南海爭端問題；在近年的中非峰會上，中國主動討論發展經驗和援助問題而不討論蘇丹問題；在亞歐峰會上，中國討論經濟複蘇問題而不討論人權問題。
周邊國家，誰是敵，誰是友
根據與中國在安全利益上的關係，中國可以將東亞國家分為三類。柬埔寨、老撾、緬甸和朝鮮是對中國有安全保護需求的國家，日本、菲律賓、越南是與中國有嚴重安全利益衝突的國家，其他國家則與中國既無直接的共同安全利益也無重大安全利益衝突。
對於那些有安全保障需求的國家，中國有必要考慮與之發展實質性軍事合作關係。發展軍事合作並非必然成為軍事同盟。除共同進行戰爭外，還有許多軍事領域可以進行合作。
對於沒有安全保護需求的國家則需要加大經濟聯係，同時發展較好的政治關係。短期內中國難與美國的東亞盟友發展軍事同盟關係，但從長期看，這種可能是存在的。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係”為中美共享一個盟友提供了可能。日韓是兩個安全對立國家，但它們卻共同擁有美國這個盟友。中國可借鑒這種經驗把韓國和泰國發展成與美國共享的盟友。韓國與泰國雖然是美國的盟友，但這兩個國家對中國的政治需求比較大。如果中韓建立同盟關係，中國就會在朝韓矛盾中保持中立，這和美國在韓日之間的中立政策是以美國同時保持與韓日軍事同盟關係為基礎一樣。泰國雖是美國的盟友，但美國並不欣賞他信家族的統治。泰國與柬埔寨的矛盾需要中國從中調解，與越南的矛盾需要中國站在泰國一邊，因此泰國對中泰友好關係的需求並不小於對泰美關係的需求，因此泰國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即使中國無法與美國的東亞盟友建立同盟關係，中國與它們僅發展成為政治盟友也將是有益的。
中國與日本、菲律賓、越南三國的島嶼主權糾紛在短期內難以徹底解決，日、菲、越將會繼續製造麻煩。然而與中國對抗弊大於利的趨勢會越來越明顯，幾年之內這三國的領導人就會變更，新領導人上台將可能為中國改善與它們的雙邊關係提供機遇。對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采取政經雙冷政策，可為以後與菲律賓新政府改善關係創造較好的條件。中國與日本和越南的關係受地區戰略格局影響較大，中國將需要通過塑造地區戰略環境，促使日本和越南重新評估它們的對華政策。如果中國能與東亞多數國家建立軍事合作關係，日、越兩國將會較快放棄對抗政策。
中國與中亞、南亞關係如何
中國的中亞政策需要側重強化上合組織的一體化。中國崛起麵臨的國際體係壓力在中國的各個周邊地區是不同的。之所以在中國北麵和西麵沒有出現東麵那樣的國際壓力，主要歸功於上合組織。20世紀90年代，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組建了“上海五國”，而後發展成為上合組織。該組織成員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並不高，但這個以安全為主的國際組織使成員國可以定期進行成建製的聯合軍事演習。正是由於成員國之間進行了真正意義上的安全戰略合作，因此它們之間的戰略關係是穩定的。在雙邊關係穩定的基礎上，中國需要強化上合組織內部的一致性：在國際政治和安全問題上，成員國盡量采取相同立場，在某些共識較強的國際問題上，甚至可以集體身份表態。
為了確保上合組織的團結一致，中國需要防止上合組織的擴大。吸取歐盟東擴的教訓，中國與俄羅斯應握緊上合組織的進門鑰匙。目前伊朗、阿富汗、蒙古、巴基斯坦、印度都已是觀察員國，白俄羅斯、斯裏蘭卡、土耳其都已是對話夥伴。上合組織需要提高接收新成員國的門檻，最重要的標準是凡申請成為正式成員的國家必須先解決與現有成員國的邊界分歧問題。確保成員國之間沒有邊界分歧是保持對外政策一致性的重要基礎。此外，吸收新成員時還要考察其最基本的外交政策取向，以北約或北約成員為其安全保障的國家不宜吸收。
中國對南亞地區的政策將側重於印度之外的國家。南亞有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斯裏蘭卡和馬爾代夫等７個國家和有爭議的克什米爾地區。未來十年，印度將是南亞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大國都難與印度競爭該地區的主導地位。然而，印度也是與其他南亞國家衝突最多的國家，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地區大國。南亞國家擔心印度的強大卻不擔心中國的強大，而更希望利用中國的強大抵製印度的地區霸權。這為中國增強與南亞國家的戰略合作提供了條件。隨著印度經濟規模的擴大，中印雙邊合作可在經濟方麵受益，但在政治和安全方麵兩國很難建立起實質性的合作關係。未來十年，南亞國家的經濟都難有大的發展，因此中國的南亞政策的主體目標應是政治導向，加強與印度之外的南亞國家的合作，促使印度不介入中美在東亞地區的戰略競爭。
由於印度與南亞國家的政治矛盾難以調解，因此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地區經濟合作也難以發展起來。在印度反對中國參加現有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的條件下，中國可主動提倡建立中國與西南鄰邦的共同市場。中國的西南鄰國包括了南亞七國、緬甸和阿富汗。無論印度是否願意參加這個地區合作，中國依靠自己的經濟實力都能促成這一地區的某種經濟合作。除印度之外，其他南亞國家都無爭奪地區主導權的想法，而且參加這種地區合作有益而無害，至少可以密切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促進中國與南亞國家的次地區合作可在政治上對印度形成壓力，促使印度願意以不介入中美在東亞的戰略競爭（特別是南海衝突）換取中國不介入印度與其他南亞國家的衝突。
對歐洲，不要有過高期待
未來十年，中國對歐洲政策需要側重國家雙邊關係。當前，影響中歐關係的三大因素是歐洲對華武器禁運、人權問題和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這三個因素都將長期存在，因此中國對歐洲無法有過高期待，能使歐洲在中美之間選擇中立就算成功。未來十年，歐盟內部分歧將進一步增加，歐盟以一個聲音對外發言的能力將呈下降趨勢，因此歐盟想實行一個整體的對華政策是做不到的。鑒於歐洲的對華政策將是政出多門，通過改善與歐盟的關係來改善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關係的方法將變得不現實，中國隻能把對歐洲政策的重點置於與歐洲重點國家雙邊關係的改善上。中國需要將歐洲國家分為三類。
第一類國家的作用是阻止歐盟出台集體反華政策。歐盟的一票否決製決定了，隻要有一個成員國堅決反對，歐盟就難以出台集體反華政策。中國需要與少數歐洲國家建立起全天候的戰略合作關係，這樣就能阻止歐盟通過集體反華決議。目前的潛在對象國是西班牙、希臘和塞爾維亞。總體而言，南歐國家是中國爭取政治友好關係的主要對象。
第二類是為了經濟利益而不願在政治上與中國對抗的國家。因缺乏重大共同安全利益，它們在國際事務上也不會支持中國。英、法、德都是此類國家，中國加強與它們的經濟合作，可以降低它們在國際事務上與中國對立的意願。英、法、德三國政府在中日釣魚島爭端中持中立立場，說明它們認為中國對它們的戰略重要性已經超過日本。未來十年，采取政治上與中國對抗政策的歐洲國家會越來越少，但是會在政治和軍事上主動與中國合作的國家也隻是極個別的。因此，中國對歐洲政策的重點在於增進經濟交流，而非政治和軍事上的合作。與這些國家在政治上進行合作，需要有類似2003年伊拉克戰爭那樣的事件發生才有可能。歐洲對華武器禁運已經持續了20多年，未來十年這一政策將會持續下去。不過，未來十年歐洲的軍費開支不會有大幅增長，這意味著歐洲國家難以介入到亞太地區的安全事務中來。中國隻要促使歐洲大國在亞太安全事務上保持中立，政策就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