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這期間，您對哪本書印象最深刻？
閻：那肯定是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這本書對我影響大是因為當時我讀書的時候它正火。不是這本書把我改造了，而是讀的過程。讀了這麼多以後，自然就形成一種認識，覺得這一套好用，覺得他這個有道理，不是某一件事情的發生。
陸：切身體會，您如何評價中美不同的教育背景對中國學者的影響？
閻：我認為，中國大學的社會科學教育還沒有實現高度的科學化。科學化的教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強調方法論的教育，這一點上中國比較弱。在中國國關學界，北美的海歸派比較強調科學研究方法，是因為他學了，所以知道這些方法確實有用。有些人沒學過方法論就否定科學方法的作用，這不是科學的態度。否定應建立在知其然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不知其然的基礎上。
陸：很多人選擇留在美國，而您當時也是全家都在那兒。
閻：我也考慮過。但是在美國，中國學者想在社科領域取得成就很困難。研究國際關係終究無法完全擺脫個人的民族立場。回到中國，我能在政府的研究機構搞研究。當時我認為這是很值得做的事。另外，可能我的民族情結比較重。這並不是我到了美國才有的。所有人都會自然地有民族情感，也就是群體認同感。我之所以選擇回國,還不是民族情感起了關鍵作用，主要是我的物質欲較低。我跟很多人不同的一點是，我享受工作勝於享受生活。
陸：回國後您在學術研究上有了很大的轉變。您自己是如何設計的？
閻：我當時回國的學術目的是想推動我國的對外政策研究。在美國，研究中國對外政策的人很多，而在中國研究中國對外政策的學者幾乎是零，隻有職能部門的研究和對中國外交史的研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本中國學者寫的中國對外政策的教材，都是中國外交史教材。當時，國內沒人研究我國製定對外政策的動機是什麼，對外政策製定的機製是什麼，對外決策機構的合理性，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的關係是什麼。我至今也沒能做到這一步，但是我一直去努力打開這扇大門。1993年我寫了《中國的安全環境》，1995年寫了《中國的安全戰略》。在這之前，公開發表的文章裏是沒有這樣的。我一直都認為，中國學者應該評估中國自己政策的成敗，總結成敗的原因，否則就無法降低錯誤決策的概率。
陸：在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那麼久，您認為自己最大的收獲是
什麼？
閻：最重要的一點是那個環境的特殊性使我把學術研究與對外政策研究結合到了一起。這一階段，我提出了國家利益是對外政策的出發點，當年我寫《中國國家利益分析》時，“國家利益”這個詞還是很忌諱的。我從事了中國參與多邊安全合作的研究；批評美國的安全觀念是“冷戰思維”；我還長期研究台灣問題；從1994年起，我質疑“以經促政”的效率，一直強調對台灣分離主義必須采取遏製政策。此外， 1990年我論證冷戰後國際格局已經定型，是“一超多強”格局，這個看法得到社會的認可，但在政治上還是有爭議。再有，我提出中美之間有結構性矛盾。後來我寫了關於中國崛起的問題，1998年出版了《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
陸：有人將您稱為國際問題預測專家，您認為自己所做的預測中最得意的是哪幾次？
閻：1997年克林頓政府不同意恢複中美兩國領導人的國事訪問，1998年巴基斯坦必然進行核試驗來回應印度，1999年我預測了李登輝要把“暗獨”政策變成“公開獨立”政策，2000年國民黨下台和陳水扁當選，2004年陳水扁連任，2004年中日關係將長期惡化。到清華大學以後，我建立了一個小組搞定量預測，預測的準確率有了進一步的提高。現在我們在《環球》雜誌每月發表中國與大國關係走向的預測。我覺得預測是一個讓人特別享受的過程，非常刺激。預測者必須時刻盯著形勢變化，時刻擔心錯了怎麼辦，要分析為什麼錯了，這使人總是處在興奮之中。有點像玩股票，但更像做天氣預報，是一種心理上的享受。我們以科學方法進行預測，可以不斷地提高預測的準確率。我們現在所做的定量預測分析已經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尤其是對雙邊關係的定量衡量方法。
陸：談到這些您就格外興奮，是基於您個人比較喜歡挑戰，還是其他原因？
閻：這可能是國際關係研究的特點所致。研究國際關係就是要預測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以預測結果的對錯論英雄。預測結果是最客觀、最有說服力的證據。搞公開預測就要冒險，冒險就刺激，這有點兒像大人的遊戲，真實、好玩。特別是我們用科學方法預測，根據結果還能總結方法上的經驗，對預測方法進行改進。發明研究方法也特別有意思，和發明一種武器同樣有趣。
陸：但同時，反駁和不讚同的聲音也非常多。
閻：因為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還處於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那個大爭論時期，即科學主義和傳統主義的爭論。傳統主義目前還是主流，搞科學主義的人在中國還是支流，能做定量分析的人還很少，搞定量預測的人更少。不過我相信，中國學界的發展結果將和美國一樣，國際關係研究的科學化將不可避免，科學主義終將成為主流。是否有預測力是檢驗一門學問是否有科學性的重要標準，預測力差就說明這個學科的科學性還不強。我們搞預測不是靠拍腦袋想出來的。目前我們聽到一些批評，但大多不是內行的批評。比如說，有人說概率即使是99%，仍然不能排除1%的其他可能，這仍然是兩種可能性，這和兩種可能的預測沒有性質上的區別。概率達不到100%，達到100%的是規律。預測準確率由65%升到75%，這就是我們人類知識的進步、預測能力的提高。使用科學方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意義，它使人們知道國際關係是一門什麼樣的專業科學，國際關係研究需要方法，不是任何人都能搞國際關係研究的。國際關係是複雜的，很難做到結論非常精確。使用科學方法也難達到非常精確，但可以比不使用更有效地增加我們的知識。例如，我們把一國對另一國的貿易量占其貿易總量的10%~30%稱為形成貿易依賴。10%~30%是一個不精確的概念，但它幫助我們知道了依賴的上下限，即30%以上依賴肯定形成，10%以下肯定不構成依賴。這與沒有數量標準的依賴概念比就是一個進步。用科學的方法也不必然能發現事物變化的臨界點，但可以總結出臨界區，這就強於連臨界區也不知道的情況。
陸：您非常推崇科學方法，但是，鑒於中國深厚的人文傳統，您有沒有試圖在科學與人文之間尋找一個結合點？
閻：想過，但是很難。要想把科學方法與中國傳統思想結合起來，一定要有很好的古文基礎。我這個年齡的學者古文好的很少，連閱讀古文的能力都退化了，想把中國古代思想和現代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是不可能的。我的知識結構支撐不了這個設想。我曾經試著把八卦和科學預測結合起來，但發現自己根本看不懂八卦的原理是什麼。
陸：您如何評價近些年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發展？
閻：如果以20年為界，中國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遺憾的是我們進步的速度較慢，基本還是美國50年前的發展速度。美國從傳統主義走向科學主義用了20年，我們就不應該再用20年。抽象地講是我們的學術環境不好，具體地講就是我們缺少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批判。這是個體製上的問題，國際關係研究難免與政治問題相關，觀點與現行政治不一致就難發表；還有官本位的影響，權威人士多為各單位的領導，批評領導總是有些政治危險的。另外，真正有意義的學術批判，一定是建立在批評者充分理解對方觀點和邏輯的基礎上的。批判他人學術觀點的前提應是批判者知道這個被批判的觀點是如何得出來的，否則是不會對學術研究有任何促進作用的。
陸：您一直持非常鮮明的現實主義立場，您認為是哪些因素促成的呢？
閻：現實主義的邏輯明確，表達嚴謹，容易理解。從性格上來講,這種簡潔的科學美對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不太喜歡那種說得非常複雜，但是誰都不知道說什麼的文風。辯證法是有前提的。那種任何解釋都正確的辯證法是沒有意義的。比方說建構主義，建構主義說環境與人的行為是互動的，這種互動的解釋使我們還是不知道在什麼條件下人改變了環境，在什麼條件下環境改變了人。
陸：是否可以說您更在意現實生活對理論解釋的檢驗？
閻：不可檢驗的東西我都不喜歡，因為我無法知道其結論是否可靠。舉個例子，我預測的時候喜歡規定時間，我不喜歡那種長期、中期、短期的說法，太模糊。我認為這種預測有巫術性質。在我們的國際關係研究中間，巫術性質的內容很多。有人判斷某一國際形勢的發展趨勢時，會說出三五種可能，並且說這些可能都不能排除，這其實與沒說一樣。最近美國有一本暢銷書《論屁話》，作者法蘭克福說，說屁話都趕不上說假話，因為說假話的人還知道事實是存在的，而說屁話的人則是漠視事實的存在，根本不承認事實的存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少些屁話將有助於這個學科得到社會的尊重，否則人們不認為我們國際關係研究是學問。
陸：有“文革”經曆的這一代人，很多都像您一樣是堅定的現實主義者。有的學者反思這一現象，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這代人的悲觀成分太高，而悲觀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會覺得隻有實用主義是最合理的。您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閻：在我看來，有“文革”經曆和有上山下鄉經曆是不同的。有上山下鄉經曆的人並不是悲觀，而是克服困難的自信心較強。並且，這種信心是建立在充分估計困難的基礎上的。因此，多數有上山下鄉經曆的人對生活的態度是現實主義的。沒有經曆過艱苦生活的人，較為容易對國際政治采取樂觀態度。我想，從校門到研究所的生活經曆與在勞改農場從事艱苦體力勞動的經曆對人的影響是不同的。在中國教室裏學建構主義的青年是無論如何都無法與進行武裝鬥爭的巴勒斯坦青年在恐怖主義問題上達成共識的。在伯克利時，我曾私底下問一個巴勒斯坦來的旁聽生為什麼要搞恐怖主義活動，他反問我日本侵華時中國人為什麼進行遊擊戰。此事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這就是“不幹活不知道腰痛”。在學術上我堅持科學方法，因此我認為理論要以現實為基礎。脫離現實的理論在道義上可以是美好的，但卻是不客觀的，不能幫助我們深入地認識世界，有時還會誤導我們。如果對中國學者們以往做的國際形勢判斷做一次統計學分析,我們也許能觀察到，以哪種理論為研究基礎的判斷準確率更高。學者們如果能不斷地回顧總結自己以往錯誤判斷國際形勢的經驗，將有助於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進步。由於不必對錯誤的形勢判斷負任何責任，因此許多人對國際形勢都采取樂觀主義的判斷。這種判斷聽起來高尚、進步、文明、道德,但並不符合實際。我認為,做了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形勢判斷，事後也不進行檢驗，這不是學者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