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1
執著於科學預測的現實主義學者
閻學通 陸昕
陸昕（以下簡稱陸）：家庭氛圍對一個人的成長有很大的塑造作用，有時會留下鮮明的烙印。
閻學通（以下簡稱閻）：是的，應該說我身上就有比較明顯的知識分子家庭的烙印。我母親是河北大學的教師，所以我是在河北大學的宿舍區裏長大的。在那個環境裏，人們看重的不是級別而是學問，從小耳濡目染，很自然地我就覺得隻有做學問才是值得崇尚的事情。這點對我影響至今。
陸：那時您是一個學習出色並且很要強的小孩子嗎？對未來有什麼樣的憧憬？
閻：這個回答恐怕要讓你失望了。我不是一個功課特別棒的學生，從讀小學到讀博士都是如此。我也不是那種非常要強的性格，從來也沒有想過我要爭取當第一名。另外，我從小就以為人生就是上學讀書，畢業教書，好像再也幹不了別的似的。
陸：您完全沒有想到16 歲時自己的生活會有巨大的改變——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而且一待就是9年吧？
閻：是的，巨大的改變。大批學生突然到兵團，當地組織完全沒有準備。一個連接收150多人，根本沒地方住。連隊把牛從棚裏攆出去，掃掃牛糞，鋪個席子，我們就睡在牛棚裏。有一個冬天，因為大雪封路，我們3個月沒有吃到鹽和青菜，隻有水煮黃豆和發糕。沒有柴火，我們把周圍能拆的房子都拆了，最後就是拆自己住的，拆到隻剩下最後一層板棚，那個棚的縫都漏天。當時極“左”思潮極其嚴重。黑龍江的5月份，水麵還結著冰，拉播種車的時候不讓我們穿靴子，隻能光著腳踩在水裏，腿上劃的全都是血道子。扛稻種包，最沉的時候，我們一個人要扛160斤的稻種包在高低不平的稻梗上走4裏地，一不小心就會掉到水裏。然後再想辦法掙紮著爬上來，接著扛。堅持著走到了頭，一躺下眼前就一片漆黑，根本站不起來。相當殘酷！這麼說吧，我小時候什麼苦都不能吃，但是兵團的經曆把我變得什麼苦都能吃。
陸：16歲正是年輕氣盛的年齡，在那樣的環境裏，男生聚在一起經常會罵街、說髒話吧？
閻：當然。在建設兵團，不罵街、不說髒話的人就容易被人視為異類，就會很難在這個圈子裏生活。隻有跟著罵人，而且罵得非常難聽、肮髒，才容易被這個群體接受。這就是我所經曆的黑龍江建設兵團。當然，比較而言，我還是屬於髒話說得少、壞事幹得少的人，因為少年受的知識分子家庭教育使我知道那樣做並不高尚。比如，打架我通常都是做後勤，很少做第一線的主力。
陸：聽起來真有些類似叢林狀態呀，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又是如此惡劣的環境，對您的打擊很大吧？
閻：我隻能這樣說，人的忍受力和生存力是非常強的。“文革”中我們看到有些人被打死,所以對生活的殘酷有些習慣了。我父親也是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下放勞動。當年許多人都經曆了這種艱苦環境，而且還得盡可能表現出自己是個勇者。跟人家一起打架、救火、防洪、種地、修路，每天做什麼自己也不知道。當時我最大的感覺就是對未來沒有希望，連一個希望明天比今天稍微好一點兒的想法都沒有。可以說，在那種狀態下，生和死對我們而言是沒有區別的，人活著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當時的政治要求是紮根邊疆，我是所謂幹部裏麵少有的咬緊牙根兒就是不表態的。我這人隻要說了就要履行自己的諾言,因此我張不開這個嘴。這也可能是知識分子的特點,我可以不說話，但是我不能說假話。這一點也許反映了我16歲之前所受的知識分子家庭的影響，就是那種所謂的清高。
陸：回顧建設兵團那段刻骨銘心的經曆，它對您人生最大的影響是
什麼？
閻：最重要的一點，它把我的性格從根本上改變了。小時候，我最大的特點是膽小怕事，不敢跟別人打架，凡事都退避三舍。到兵團以後人逐漸變了，因為我必須在一個艱苦的環境下生存。在建設兵團，第一是艱苦，第二是無政府。打架是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的事情，兵團知青絕對是個無法無天的群體。這個環境把人變得膽大，敢於冒死，不信天底下有自己克服不了的困難。所以有的時候敢於做那些無賴的事，坐火車不買票，警察來抓就逃跑；沒錢住旅館就到醫院的病房偷著睡一覺，護士來攆就偷著溜進另一間屋。這樣的生活環境改變了我在青少年時期形成的那樣一種性格，或者說使我有了一種新的性格。所以，現在我的性格有兩麵性。有時候我表現得非常不怕死，有時候又顯得那麼謹小慎微。如果沒有上山下鄉，我會是一個非常謹小慎微的人。我自己認為，一方麵，我受知識分子家庭影響的那種清高是深入到骨子裏改變不了的；另一方麵，兵團給我的冒險精神使我的這種清高不能夠與其他行為一致。比如，跟我父親比起來，他就是真君子。即使路上一個人沒有，他也不會闖紅燈。他堅持君子慎獨的原則，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也不屑於違反公共規則，而我的清高就達不到這個境界。
陸：這種渾渾噩噩的生活持續到什麼時候才有些改變呢？
閻：1973年開始允許知青當兵和上大學以後，我們才漸漸有了一些生活的希望。我才開始偷偷看書、學習。這也是受家庭的影響，總是覺得人還是應該上學讀書，但從沒考慮過上大學以後做什麼。當時我們都以為大學畢業後還要被分配回農村教書，還看不清國家有變化的可能。1978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雖然從教育改革看出國家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我當時並不知道中國能發生質的改變。
陸：是不是因為心理上已經有些麻木了？
閻：不是麻木，是恐懼。我的這種恐懼心理一直持續到1988年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你們很難想象，十幾年裏我一直做的一個夢，就是我回到農場辦回城手續，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單位不給辦，我拚命想離開那個地方，可總也不成功。從1973年知青有回城的希望開始，這個夢就一直跟著我，直到1988年，整整15年啊。每每夜半驚醒都是因為這個夢。
陸：1978年您考入了黑龍江大學英文係，大學的畢業論文是關於語言學的，這應當反映了您那個時期的興趣點吧？
閻：是的，我當時寫的是有關聲音如何在大腦反應係統中形成有意義符號的問題。說實話，我喜歡自然科學，對人文知識興趣不大。我在文學、曆史、藝術這些人文知識方麵沒有什麼愛好。大學時，語言學是我唯一的課外興趣。因為我覺得語言學帶有科學性，邏輯性很強。畢業時我曾考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呂叔湘先生的研究生，但是沒考上。我喜歡做帶有科學性的事情，這跟我後來的研究偏好很一致。
陸：大學畢業後您就被分配到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進行非洲問題的研究。
閻：對，有人問我怎麼從事了國際關係研究，其實這不是我想做的，而是國家分配我做的。1982年，在我們培訓班中，很多人都選擇做事務性工作，那時候沒有人願意搞研究。以前都是不受信任的人(比如右派)才去做研究工作。那時我對國際關係根本不懂，但是我就主動要求做研究，全部的興趣在於能夠做學問，而完全不在乎它有什麼用。不管人家發表什麼文章，我都特別羨慕，就希望自己也能寫篇文章發表，所以工作做得津津有味。
陸：1984年您到國際關係學院讀碩士研究生，這一階段的學習對您日後的學術研究影響大嗎？
閻：當時學校沒有比較好的課程設置，基本上都是靠自己看書。從學術上來講，這一段時間我沒有什麼進步。應該說，讀完了國際關係專業的碩士，可我仍不了解國際關係研究的實質究竟是什麼。
陸：1987年，您受中美非洲協會資助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博士，這應該是您學術生涯的一個重大機遇和轉折吧？
閻：是的。我得到的資助是半費，所以經濟上非常緊張，暑假必須打工。生活上的苦不算什麼，真正的艱苦是上課聽不懂。課後反複聽錄音，還是聽不出來老師說的是什麼。比如，老師講“現實主義”，我不知道這個流派是什麼學說；說“基歐漢”，不知道這人是幹什麼的，更不知道他代表的是什麼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我在國內讀研究生時所受的教育跟美國的完全接不上軌，知識結構差別太大，所以到美國後隻能靠自己多看書來彌補。伯克利的博士製度非常嚴格，學生在每個關口都麵臨著被淘汰的危險，平均有1/3的學生不能拿到學位。我太太當時都做好了我讀不下來回國的準備。可是對我來說，拿不到學位，就沒臉回國，真所謂騎虎難下！經過兵團的鍛煉，我自認為是很堅強的，但是第一個學期，我還是大哭了一次。當時真是後悔到美國讀書，因為不知會是什麼結果。對我來說，一生中沒有哪個階段的知識收獲像在伯克利這麼大。一個學期下來得讀幾十本書，恨不得不睡覺地讀。
陸：那麼，是否可以說是經過伯克利嚴格的訓練，您才明白國際關係研究的實質，才真正進入國關這個領域。
閻：一開始也是糊裏糊塗。第一個學期聽不懂，囫圇吞棗；第二個學期聽懂了，但是筆記做得還不行；第四個學期才覺得自如了。等我覺得自如了，課程也念完了。資格考試這一關對我理解什麼是國際關係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為了考試，我把兩年學的東西整理了一遍，這時才豁然開朗，明白了國際關係研究是什麼，政治學是什麼。應該說，通過資格考試後，我才真正進入這個領域，這時在伯克利已經讀完3年了。此後又做了兩年的博士論文。
陸：非常辛苦地拿到博士學位，現在想來，這個過程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閻：這個時期的訓練產生的最大影響是使我走上了科學研究的道路，這也是我後來取得一點兒學術成就的主要原因。科學方法讓我知道了什麼是搞研究。這對做學問來講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我認為，讀博士是一個異化的過程。在中國讀博士也一樣。受過真正博士教育的人，他的學術傾向性會改變他的生活態度。就像上山下鄉把我改造了一次，在美國讀博士的5年又把我改造了一次。第一，強化了我小時候形成的那種知識分子心理，看重知識而不看重權力和財富。第二，使我的生活樂趣發生了變化。我不再隻是崇尚讀書，而是把讀書作為娛樂。這段博士教育使我的學術樂趣變得非常明確。以前隻想讀書，但不知道為什麼讀書。讀完博士學位後我讀書的目的明確了，隻讀與國際關係有關的書，而且研究的麵越來越窄。我隻研究與中國有關的安全問題。以前我是做什麼研究都行，沒有專業方向意識，其原因之一是不懂國際關係研究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