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2 理論與實踐：國際關係預測
閻學通 漆海霞
國際關係研究的內容之一就是對國際關係發展趨勢的預測研究。“一戰”之後，法國統帥福煦判斷說20年後會再次發生世界大戰。這一預測一直受到後來的國際關係學者的讚譽。財經分析家彼得·希夫於2006年出版了《美元大崩潰》一書，該書預測美國將很快陷入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當2008年的金融危機發生時，該書作者成了媒體的追捧對象。相反，國際關係學者肯尼思·華爾茲依據結構主義分析，認為冷戰的兩極格局將長期存在，未能預測到冷戰會和平地結束，因此廣受詬
病。預測準確受讚揚，而不準確就會受到批評。預測研究的這種社會風險使得許多學者對國際關係預測研究望而卻步。然而，如果我們將國際關係研究作為一門社會科學來對待，進行預測研究就是該學科不斷科學化的必由之路。為了提高對國際問題預測的準確率，學者們既需要深入研究國際關係規律，也需要不斷提高預測方法的科學性。在此將介紹國際關係預測的性質和基本原理。
預測的性質
國際關係的可預測性
有些人認為，國際關係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複雜多變，因此國際關係是不可預測的。這種認識實際上是缺乏對現代國際關係研究的了解。國際關係是複雜的，人類不可能全部認識國際關係規律，但是人們可以不斷增加對國際關係本質和規律的認識。例如，核武器剛發明時，人們不了解核武器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麵的作用。“二戰”結束後，人們根據兩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普遍擔心在20年內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隨著對核威懾原理的認識的不斷加深，人們了解了核戰爭中沒有勝利者的原理，於是從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預測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較小。到了21世紀，人們普遍預測世界大戰在核武器條件下沒有發生的可能。至今的曆史表明，這種預測是準確的。
人們之所以能夠預測到一些其後發生的國際現象有多種原因。首先，一些國際事件的發生是有規律的，人們可以根據具體事物的規律性特征預測國際事件的發展趨勢。例如，國際經濟危機的周期性規律就為人們成功預測國際經濟危機創造了可能性。自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以來，世界上發生過至少9次國際經濟危機，分別是1937年、1948~1952年、1957~1958年，1964~1966年，1973~1975年、1979~1982年，1990~1993年，1997~1998年和2008年的危機。這些危機雖然在範圍、烈度、地域上並不完全一樣，但是它們的發生周期在一定的時間段之內。上述這些危機持續的時間為2~4年，相隔時間短的4年，長的不超過10年。根據經濟危機的上述周期性特點，人們就可以預測地區性經濟危機可以在兩年內結束，而全球性經濟危機持續的時間可能要超過兩年。2008年9月14日，美國政府宣布美國陷入金融危機。根據現有的關於金融危機的知識，許多人預測這場金融危機將最遲於2009年初發展為經濟危機，而且這場經濟危機至少要持續到2010年。到目前為止，曆史已經證明關於這場金融危機將很快發展為經濟危機的預測是準確的，2009年年底，美、日、德、法、俄等主要大國的GDP都出現了負增長。
其次，許多國際事件發生前有征兆，人們可以根據這些前兆現象預測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人們可以從國際關係曆史的記錄中找出同類事件發生前的共同征兆。了解了這些征兆就有了預測未來國際事件的可能性。人們以曆史記錄為參照係，比對當前的國際關係現狀，如果發現有相似的征兆，就可以預測相似的曆史事件將會發生。例如，在發生戰爭之前，進行戰爭的國家之間經常開展軍備競賽。經過研究，學界已經認識到軍備競賽雖然不一定是戰爭發生的原因，但在很多情況下，它是國家為進行戰爭而進行的軍事準備工作。因此，軍事競賽的出現就為人們預測戰爭是否發生創造了條件。根據兩國軍備競賽的激烈程度，人們可以預測戰爭發生的可能性高低。如果兩國間的軍備競賽非常激烈，國防開支超過了GNP的20%時，人們就可以預測戰爭發生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三，許多相同國際事件發生的原因是相同的，這就為了解事件發生的人提供了預測到同類事件發生的可能性。雖然發生相同國際現象的原因並不一定是一樣的，但是相同的原因是會導致相同現象發生的。例如，一個崛起大國是否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實力增長絕對是重要原因之一。19世紀，由於實力弱於歐洲強國，因此美國采取孤立主義政策；到20世紀，美國實力趕上了歐洲強國，於是就采取了積極介入政策。正是由於崛起大國的實力增長是該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當中國實力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較快提高時，人們就預測到了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積極性會提高。現在回顧21世紀以來的中國外交，的確可以看到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積極性大於20世紀90年代初的水平。1990年中國首次派軍隊參加國際維和，2006年中國已經成為安理會成員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2008年金融危機進一步提高了中國的相對國際實力地位，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積極性也隨之提高。2008年12月，中國首次決定派海軍到其他國家的海域參加打擊海盜的軍事行動。
預測的準確性
有人認為，國際關係的預測研究如果不能做到百分百準確就沒有意義。持這種認識的人實際上並不了解“預測”這一概念的真正含義。依據字典上的解釋，預測是“預先推測或測定”。預先的推測是指對或然事物的判斷，也就是對隨機可能性的判斷。或然的事物和必然的事物是兩個相對的概念，前者是指有發生和不發生兩種可能的事物，後者是指肯定發生的事物。預測既然是對或然事物的判斷，因此就不可能百分百準確。隻有對必然事物的判斷才有百分百準確的可能。然而，如果是對必然事物進行判斷就不屬於預測的範疇了。例如，哪個候選國能贏得聯合國秘書長職務的選舉就是一個或然事物。對選舉結果的預測就有準確和不準確兩種可能。每當進行選舉時，媒體都有大量的分析文章預測誰可能當選。然而，新當選的聯合國秘書長在贏得選舉後多長時間內正式接手工作則是個必然事件，因為這個時間是明確規定好的。預先判斷新秘書長接手工作的時間可以做到百分之百準確，但人們不需要這種預先的判斷。也就是說，對於必然事物的準確判斷不屬於預測，而預測本身就意味著有不準確的可能。
預測不能百分之百準確，並不意味著國際關係預測就是瞎猜。預測與瞎猜的區別是前者是依據成體係的科學知識對或然事物進行的判斷，而後者是沒有根據做出的隨意判斷。例如，現代天氣預報並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準確，但這些預報是在成體係的科學知識基礎上做出的，因此我們將氣象局的預報工作視作科學預測。而街頭算命者給人們掐指算命的行為是在沒有科學依據的情況下做出的隨意斷言，因此屬於瞎猜。即使前者預測有誤，也不會改變其科學預測的性質，而後者即便猜對了也不過是瞎貓碰上死老鼠，仍不屬於預測。
預測的準確性不是由一次預測的結果決定的，而是由反複多次預測的結果決定的。例如，一個人買彩票後中彩，無人認為他預測準確，而隻會說他運氣好。國際關係預測也是一樣。任何非國際關係專業的人士，無根據地猜測一個未來的國際事件，也有可能碰巧猜對。但這並不能證明他的預測是科學的，因為一個人準確判斷了一個未發生的國際事件，僅證明他這次預測是對的，但並不能證明該人有預測國際關係的能力，更不能證明該人能準確預測國際事務。國際關係預測的準確性取決於多次不斷預測的結果，即預測的準確率，也就是說要看準確預測的次數在全部預測中的比例。同為國際關係研究機構，有的機構預測的準確率就高，有的就低。這也是為什麼同為從事國際形勢預測研究的機構，有的知名度就高，有的就低。
預測準確率的高低決定了預測有用性的大小。雖然國際關係預測不能百分之百準確，但達不到百分之百準確的預測並不意味著沒有用處。這如同天氣預報並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準確，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卻非常需要它。所有的或然事物都有發生和不發生兩種可能，但絕大多數事物有三種或三種以上的可能。例如，一個硬幣有正反兩麵。但它落在海灘上卻有三種可能，即除正反之外，還有立著的可能。在國際關係中，絕大多數事務都有三種或三種以上的變化可能性，即改善、不變和惡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對國際格局的影響，可能削弱了美、日、歐的實力地位，提升了中、印、俄的實力地位；也可能削弱了美、日、俄的實力地位，提升了中、歐的實力地位；還可能削弱了日、歐、俄的實力地位，提升了美、中兩國的實力地位……多種排列組合的可能都存在。由於國際事務的變化具有多種可能性，因此在沒有成體係的知識基礎上進行多次瞎猜的準確率無論如何都達不到50%。據此，學界普遍將準確率達到65%的預測視為科學的預測。如果預測準確率達到75%，那麼這種預測就擁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如果預測準確率達到85%，就具有了使用價值，因為15%的誤判風險對決策者來講已經是很低的風險了。當一個機構或專家的預測準確率達到了85%，人們就會主動地依據該機構或專家的預測進行決策了。
預測準確率的基礎
國際關係預測的準確率受到主客觀兩方麵因素的影響。客觀因素是事件發生的概率高低。國際現象多種多樣，但並不是所有的現象發生的概率都一樣。例如，敵對國家間發生政治攻擊和相互指責事件的概率就很高，而敵對國家間發生軍事衝突的概率就相對較低。例如，20世紀60~80年代的30年裏，中蘇雙方不斷地批評指責對方，但雙方隻在1969年發生過一次軍事衝突。發生概率高的事件意味著此類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大，因此預測此類事件發生的準確率就相對較高，而預測此類事件不發生的準確率就較低。反之，對於發生概率較低的事件進行預測時，預測其不發生的準確率相對較高，而預測其發生的準確率則較低。
主觀因素主要有兩方麵。一是預測者對預測對象的了解程度。所有的預測都是建立在預測者對預測對象認識的基礎上的，因此預測者對預測對象了解得越深入，其預測的準確率就會越高。國際關係的內容十分廣泛，而研究人員卻不可能對所有的國際事務都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對其所熟悉的研究對象進行預測的準確率就會高於其不熟悉的對象。這也是為什麼政府和跨國公司總是根據具體問題選擇不同領域的專家征詢預測意見。例如，在預測2008年的金融危機將持續多久這一問題上，人們會向經濟學家征詢意見而不會找軍控專家征求意見。
影響預測準確率的第二個主觀因素是預測的方法。在對研究對象了解程度相同的情況下，預測方法的可靠性對預測準確率有直接的影響。例如，要預測聯合國秘書長的競選結果，采用對國際媒體輿論進行分析的方法，其預測的準確率就會相對較低，而通過對各國駐聯合國的外交官們進行民意調查的方法，其預測的準確率就會相對較高。駐聯合國的外交官們了解本國政府的政策傾向，對他們進行民調的結果可以較充分地反映這場競爭中的政治力量對比。駐聯合國的外交官們的主流意見往往能決定選舉結果。相反，國際媒體所反映的是社會大眾的意見和看法，而這種意見和看法並不一定與這一問題上的政治力量對比相一致。因此，以媒體輿論為基礎所做的預測的準確率會低於以對外交官們的民調結果為依據的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