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十一五”期間，北京實際每年增加人口50萬～60萬，生活用水量每年增加0.6億立方米。再如城區麵積的大幅擴張和基礎設施的快速建設帶來的對土地、水等各種資源的巨量消耗，而且，在這一過程中還存在巨大的浪費。
同時，城市質量提升對城市品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方麵的典型案例是環保工作在城市運行中的地位日益凸顯，以霧霾治理為例，近年來已經成為城市環境治理的重頭戲。過去的一年，北京投入節能減排及大氣汙染治理專項資金就達到27.9億元。
從管理角度分析，葉裕民指出，今年不少城市運行成本增長過快，背後成因複雜：其一，城市運行秩序需要持續建立。“我們的傳統社會是一個排斥性、城鄉割裂的管理體製，長期以來重建設輕管理”。葉裕民說，“這種管理上的無序增加了城市運行成本。”
在流動人口管理方麵，葉裕民感觸頗深，這些年她的研究團隊走訪了國內數十個城市，進行了大量的調研訪問，其中流動人口刑事犯罪問題讓她印象深刻，她稱之為兩個70%的問題，即犯罪主體70%是流動人口，被侵犯主體中70%也是流動人口，治安案件中流動人口占據的比重更高。
“城市管理是動態過程，人口經濟增長，管理也要跟上。”葉裕民說，“因此，城市社會需要建立公平、公正和強包容性的城市社會秩序，讓流動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
其二，城市規劃服從於各行政區增長的需要，缺乏區域協同，造成區域性問題，這些區域問題又反作用於區域內的各個城市，形成新的難題。典型的案例即是京津冀地區環境危機。
其三，當前以部門為主的條塊化管理人為割裂了城市運行的脈絡，導致了城市管理的部門化、利益化等問題。
葉裕民分析，麵對日益複雜的城市運行係統，城市政府通常的做法是增加新的城市管理部門，使其職責更加專業化和分工細化，為此就必須不斷增加城市管理人員、增加管理經費。這種應對之策存在簡單的、表麵化的問題。她說：“城市是一個複雜的有機整體。城市管理必須要有整體的觀念。”
她進一步闡釋，“部門化”管理模式決定了部門是城市管理的主體，在缺乏外部監督機製的情況下，在本部門管轄的範圍內，管什麼、怎麼管、管多少由各部門說了算。
這就造成了一個現實，她說，“而城市運行中複雜的問題、無利可圖的問題、跨部門綜合化的問題、城市邊緣區或者街巷深處不易被上級政府發現的問題乃至於涉及公共利益的一些深層次的重大問題都有可能被忽視。”
如何實現“低成本、高效率”
成本和效率是城市運行的核心命題，是衡量一個城市現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標。未來，中國城市運行管理要實現“高成本低效率”。
以水資源利用為例，我國城市公共供水管網漏損率達到15%，遠超發達國家5%的水平，造成我國年人均綜合用水量454立方米，比水資源豐富的德國高出60立方米，而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成。原因之一是生產技術工藝落後導致的“技術型浪費。”
“節約理念的宣傳固然重要，製度建設更為關鍵。”專家建議，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均資源較少的國度，需要完備嚴厲的製度和機製確保資源和能源的科學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減少浪費，一些地區已經開始實踐，譬如，呼籲多年的階梯水價自今年5月開始在北京實施。
“當然，管理方式亦需革命性創新，當前城市運行存在巨大的壓力。”葉裕民分析：一是財政壓力。由於層出不窮的城市管理問題導致政府不得不將管理部門越分越細，越分越多；而每個部門麵對巨大量的管理任務，向政府提出越來越高的財政要求，導致政府財政麵臨巨大壓力。
二是服務品質壓力。盡管不斷增加城市管理的財政支出，但是管理的低效率決定了仍然存在大量的城市問題管理不到位或者幹脆缺乏管理。
“這需要打破部門之間的割裂狀態，整合信息孤島，建立起城市空間經濟社會環境大數據係統，在同一平台上開展全方位的城市治理。”她說，同時還要調動民眾自我管理社會的力量，讓社區、居民等參與到城市管理中來，形成政府和公眾協同管理城市的格局，激發社會在城市運行治理中的潛力和活力，變被動的城市管理為主動的城市治理。（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紹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