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證明》的灰色地帶
文化
作者：朱曉華
即將到來的6月26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廣西壯族自治區檢察院、北京飛天魅影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等聯合拍攝的，買紅妹、朱永棠、高瓏珂、劉笑等聯袂主演的檢察題材的犯罪懸疑電影《無法證明》將於全國公映。作為這部電影的編劇，其實我一直以來都希望看到一部這種題材的電影。
《無法證明》這部作品，最大的意義在於，電影中人物如同生活中的人物一樣，他們每天都在進行各種各樣的選擇，他們的選擇不是簡單的非黑即白，我在參與電影的製作過程中，探索黑與白之間的灰色地帶，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樂趣。
不能把電影僅僅當做一種宣傳
近年來，國內法律題材的電影並不多，反映檢察官特別是公訴人題材的更是屈指可數，並且乏善可陳。分析一下即可發現，導致它們乏善可陳的因素有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創作者的創作動機出現了一些偏差，那就是把電影僅僅當做了一種宣傳。在以宣傳為創作動機的情況下，故事勢必主題先行，人物勢必完美無瑕，於是，一個以展示主人公事跡為主旨的電影有沒有人看可想而知。
既然意識到了這種創作方式是有問題的，那麼如何突破就成了一個現實的困難。觀眾需要故事，不需要事跡，這個道理非常淺顯，選擇一個吸引人的故事，塑造一個可信的人物就成了一個現實的任務。
講述一個公訴人的故事，或者說一個普通執法者的故事，對我來說可能是比較討巧的事。首先是因為我熟悉，我自己和我身邊的人都有這樣的故事；其次是對於觀眾而言，可能比較新鮮。
但是，對於檢察院以及檢察官，大多數公眾是陌生的。盡管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的法治文明取得了驚人的進展，然而對於很多人仍然是無感的。這跟司法隊伍中害群之馬的惡劣影響有關，跟普法教育的深度和廣度有關，我覺得跟法律電影作品的黯淡也有一定關係。客觀地講，這麼多年來的法律電影作品中，尚且沒有一個像日本電影《追捕》中的杜丘一樣的執法者被大家所接受。所以，在構思《無法證明》的時候，我並沒有多大的野心去填補某項空白，我隻想力圖通過講述一個普通的案件，塑造一個普通的執法者來表現我認為相對宏大的主題。
什麼叫相對宏大的主題？我覺得就是一個執法者在處理日常的法律工作時，能夠把尊重人權、保護人權作為對自己的基本要求。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
使他們的情感在波折中反複顛簸
《無法證明》的故事大概是這樣的：檢察官競遠在辦理一起發生在20年前的命案的過程中，發現嫌疑人陸潤堂是自己母親婉心的初戀情人，也是導致自己父親鬱鬱而終的罪魁禍首。少年時代母親偷情的一幕成為這名檢察官揮之不去的心結，為父報仇的情緒始終糾結在檢察官辦案的過程中。麵對陸潤堂，是公器私用還是秉公執法？年輕的競遠陷入了人性或人權的兩難選擇。
毫不諱言，這是一部考驗人性的電影。在電影中，競遠的人性究竟得到了什麼樣的考驗，就是我要講述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講，競遠是一個非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其行為也不是常規意義的、大家能夠一目了然的懲惡揚善。他有私心，也會仇恨，他的痛苦就是他的職業素養和法律信仰與個人仇恨的對抗。他的信仰最終戰勝了仇恨，所以他會被看做英雄。
眾所周知，一個故事的靈魂就是人物。人物立不住，這個故事勢必就是蒼白的。如何在90分鍾之內塑造一個可信的人物，難度不小。既往的法律電影作品中，具有執法者身份的主人公，其執法為民的依據無外乎都是公共動機，即對人民無限的熱愛，對法律無限的忠誠。誠然，現實生活中並不缺乏這樣的執法者。但在90分鍾的電影裏如何讓觀眾相信他的心理依據，相信他的公共動機，不把這看做一種浮誇，的確有些困難。
所以，在《無法證明》的創作中，我嚐試著從主人公的私人動機入手，來展現他的心路曆程。即所謂從可見的私人動機出發，最後抵達隱藏的公共動機，在這個過程當中，主人公不遺餘力地去實現、達到私人欲望，到最後才發現自己的血液裏其實早已經隱藏了富有正義感的公共動機，隻是自己不知道而已。在《無法證明》裏，檢察官競遠千方百計地想合法地利用自己的權力去證明一個自己無比憎恨的人——陸潤堂有罪，但是最終的結果是無法證明，而這種無法證明的無奈和挫敗感恰恰體現了他身上隱藏的正義感，體現了法律的精神。